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选结果揭晓，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在选举中赢得293个人民院席位，虽达到执政所需的半数，却较上届大选的353席大幅下降，远低于莫迪选前豪言的400席目标。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仅获得240席，失去了自2014年以来所保持的绝对多数地位。这意味着莫迪的第三个总理任期将不得不依赖于多个中小盟党的支持，印度政治将重回联盟政治的状态。自2014年大选以来持续了十年的“莫迪旋风”逐渐消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红利似乎已经越过顶峰。

缺少获得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自进入第二个总理任期以来，莫迪明显加快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推进，借大国崛起叙事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替代多元并存的世俗主义原则，打造以“印度教传统”为核心价值观的“新印度”。在印度综合国力增长、国际地位相对提升的大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仅限于确立印度教传统在国家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逐渐演变为与印度大国崛起、印度教文明复兴乃至莫迪权威绑定的新形态。

2019年大选前夕，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实施了跨境“外科手术打击”，巧妙地将国家安全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理念相结合，使印人党在经济成绩下滑的情况下仍以巨大优势赢得大选。或许是受此启发，莫迪在其第二个总理任期内并未利用选后的政治优势推动经济改革，而是将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作为主要目标。在连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莫迪政府实现了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重建阿约提亚罗摩庙，并通过了公开歧视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基本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多元世俗价值观的取代。尽管《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抗议，却未对莫迪执政地位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其余措施更是未遇较大政治阻力，凸显莫迪强大的控局能力。

在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后，莫迪并未放缓其对印度国家形象的重塑改造，开始大兴首都“中央景观区”改造项目。通过建设新议会大厦、改造国徽形象等方式，莫迪与印人党将去除“英国殖民遗产”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绑定，在象征国家权力的标识中融入印度教传统元素。与此同时，莫迪刻意抬高帕特尔、鲍斯等尼赫鲁竞争对手的历史地位，将自己描述为二人民族主义政治理念的继承者，从而“清算”以世俗多元价值观为核心、以尼赫鲁-甘地家族为象征的国大党政治遗产。

2023年印度主办G20峰会期间，莫迪政府一改过去“多元统一”的印度国家形象，在各项活动中只凸显印度教传统元素，并且出人意料地用印度古称“婆罗多”（Bhrarat）取代“印度”(India)作为唯一国名标识，借此彰显印度教文明复兴带来的大国自信。政府还通过媒体放大莫迪取得的外交成就，将印度担任G20主席国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莫迪的个人影响力挂钩，甚至频繁报道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等外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场面。在2024年大选前夕印人党发布的宣传片中，一位“从战区撤回”的印度侨民向家人哭喊“是莫迪救了大家”，并感谢莫迪“阻止了战争”。

但是，这些花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与大国崛起叙事，并没有让莫迪收获太多选举红利。印人党在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本营的北方邦遭遇重挫，在该邦80个人民院席位中仅获得37席。在莫迪本人参选的瓦拉纳西选区，印人党的票数领先优势较前两次大选出现大幅缩减。2024年1月莫迪亲赴北方邦阿约提亚为罗摩庙落成典礼“开光”，但阿约提亚所在的选区却在此次大选后被反对党夺取。尽管莫迪执政后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有目共睹，但这些并未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改善。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传统议程的相继完成，莫迪在动用宗教资源换取政治选票上的空间也大幅受限，印人党自成立以来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换取的政治红利的边际效用似乎已经出现递减。

没有就业的数字福利经济

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陆续推出多项以总理“冠名”的民生福利项目，同时抓住数字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实现政府福利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仅2019-2020财年，莫迪政府就向超过7亿受益人提供了2.4万亿卢比（约合340亿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4万亿卢比（约合200亿美元）的实物福利，在一定程度上为占人口多数的底层民众提供重要的生活保障。得益于莫迪的福利，印人党甚至在疫情防治失当、农民抗议持续的双重冲击下赢得2022年的北方邦选举，大幅提振莫迪在2024年大选获得连任的信心。

然而，具有浓厚民粹色彩的数字福利政策并非维持政治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万灵药。尽管当前印度经济增速亮眼，但在现实政治利益的引诱下，执政集团并没有利用强势执政地位从根本上改善土地、劳动力素质等长期制约印度发展的顽疾。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反而加剧了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了市场活力。莫迪为提振“印度制造”“自立印度”出台的多项政策红利悉数落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团囊中。尽管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印度仍未摆脱“高增长低就业”的怪圈，就业岗位数量在莫迪执政期间几乎停滞不前。印度约有10亿劳动适龄人口，但其中只有约1亿人拥有正式工作，其他人只能从事临时工作或失业，甚至出现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的现象，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陷入“人口红利”无处释放的窘境。

印人党在竞选宣言中承诺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制造业和初创企业来扩大就业，但这些计划与莫迪宣布的其他倡议一样，缺乏具体细节，难以令人信服。由于就业不足，印度在过去3年内有近5600万劳动者被迫进入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劳务输出大邦，大量失业返乡的青年将选票投给反对党，令印人党在北印度腹地意外丢失大量选区。

尽管许多莫迪的反对者在选举结果揭晓后欢呼“民主的胜利”，但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对印度社会的长远影响并不会随着印人党政治影响力的减弱而迅速消退。包括国大党在内的众多反对党逐渐接受了软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竞选活动中开始效仿莫迪前往印度教寺庙参拜，强调对印度教传统的尊重。为避免触及宗教议题，反对党在提名穆斯林候选人时也变得极为慎重。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被边缘化的问题，或许并不会在下届政府任期内得到缓解。暂时回归的联盟政治与莫迪强硬的个人作风显得格格不入，多元世俗的价值观与发展导向的政策能否回归，仍需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现代院南亚研究所印度教民族主义项目负责人，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