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攻击以色列之后，国际媒体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嘲笑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他在攻击发生前约一周的9月29日一次演讲中自信满满地宣称：“中东地区现在比过去20年更加安静了。”沙利文的这种乐观情绪并非没有原因，但是后果确实很严重。

“拜登主义”与中东“灰犀牛”

尽管中东地区从未平静过，例如依然有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深陷内乱，黎巴嫩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埃及政权也面临重重危机，沙特与也门的胡赛组织间的冲突依旧，但这些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并非新奇之事，而是被视为一种新常态。事实上，如果不能忽视这些麻烦，拜登政府相信，他们的中东政策就难以有新突破。这种思维指导着白宫团队的中东政策试图打造中东地区的“拜登主义”。沙利文在9月份的讲话中将这个主义的核心思想表述得最为充分：“我们希望降低中东地区的压力，降低其紧张程度，并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一体化。”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政策有三：一是促进阿以关系正常化，二是与伊朗开展外交以避免对抗冲突，三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这三个政策彼此强化，一方面可以缓解特朗普时代造成的紧张局势，有助于在中东打造一个新的安全联盟，另一方面可以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实现一个良性循环，美国由此就有机会在中东实现战略收缩，可以腾出手来处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的挑战。

在这个思维的引导下，其它非关键问题都不再重要，包括巴以冲突也都应该被忽略。这种思维在某些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思维一脉相承。在过去两三年当中，这个策略似乎颇为有效，中东和解潮让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自然难以预料到哈马斯与亲伊朗势力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相反，这些“灰犀牛”事件存在日久，早已被视为习以为常的小麻烦，难以再有出人意料的破坏力。但恰恰是这种思维误区导致10月7日后的措手不及。

美国的两难

10月7日袭击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可不谓重要，但基本上是负面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美国在此次冲突中逐步卷入，从开始的象征性保护以色列发展到后期积极维护以色列安全，并与区域内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展开正面冲突。一切似乎都在显示，美国再一次被卷入到中东的泥沼，也颠覆了至少从奥巴马时期开始已经开始的中东战略收缩。

如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加沙战争是否导致华盛顿的中东基本政策取向发生重大变化？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比较清晰的图景是，美国现在处在一个两难困境中。拜登政府希望继续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这是“拜登主义”的核心部分，但沙特阿拉伯已经把“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任何此类协议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以色列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很难看出来美国能够在这个复杂的博弈中发挥多少决定性作用。考虑到美国方面长期的战略收缩偏好，目前的困境只会意味着，此次战争战争造成的日益复杂的局面会进一步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欲望。总统大选在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任何一个美国政党都不太可能在中东地区加倍履行介入承诺而让自己陷入到被动中。即便排除大选的考虑，也很难期待美国会在较长期内为中东地区提供重要的外交和安全资源。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中东。美国将继续介入中东事务。如果对美国军队的袭击导致美国人死亡，或者如果与加沙冲突有关的恐怖袭击导致美国平民死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予以反击。但是指望美国能够在有效管理加沙、实现持久的中东和平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已经不再现实。正如观察家们指出的，从奥巴马开始，美国的中东政策逐步从原来小布什时期的“豪华版”（Maximalist）——积极介入、贪大求全——发展到“基础版”（back to basic)，调低目标，收窄范围，减弱力度，目前甚至已经演变为“极简主义”。

但是10月7日袭击又让美国不情愿的回到中东，继续担任已经难以胜任的角色。但是随着军事影响力减弱，华盛顿的外交实力也随之削弱。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不断访问中东，却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解决问题的决心，反而更进一步凸显出美国在地区留存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

重塑地区新秩序

对于中东国家而言，目前的境况极为棘手，但也不乏机遇。尽管美国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并没有其他全球大国能够取代美国，域外大国都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或能力来担任中东领导者这一重任。依赖于美国或者任何域外大国已经不再是这是时代所能提供的选项。解决中东问题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在中东国家的肩上。此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在吉达会议上针对叙利亚危机达成共识时已经强调“阿拉伯世界在结束危机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自此次战争开始以来，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地区国家一直在积极协调。目前来看，袭击发生前几年里发展起来的地区合作关系似乎还没有被破坏掉。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愈久，中东地区出现更广泛分裂的风险就越大，越难以填补日益扩大的权力空白，很有可能会丧失掉寻找到一条共同前进道路的机会。在这一趋势逆转之前，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能够团结起来，为预防冲突和最终实现和平建立持久的机制，应该是最紧迫的任务。这些地区国家必须放弃此前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消极态度，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寻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进程，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此类灾难重演。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更为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提供一个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而非局限于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地区国家的当务之急。这当然是一个异常艰巨的挑战，但为了制止暴力的螺旋式上升并使该地区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唯一的选项。作为最主要的域外大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依旧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美国内部的纷争及其对其它大国介入调停的疑虑让这个选择变得非常不确定，甚至可能因为痴迷于大国对抗而成为这个和平进程的破坏者。对于美国和中东，对于全球和平与发展，这都是最不幸的一个结果。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北语国别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