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欧洲政治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法国、荷兰等国骚乱频发，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政客接连遇袭，斯洛伐克总理遭枪击。在欧洲议会选举来临之际，欧洲政治乱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损害欧洲的国际形象，也暴露出在新一轮动荡变革期下，欧洲社会心态失衡加剧，治理体系和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欧洲政治暴力事件步入高发期

自二战结束以来，直指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刺杀事件在欧洲已比较罕见。1986年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2003年瑞典外长安娜·林德、2003年塞尔维亚总理佐兰·金吉奇虽皆不幸遇刺身亡，不过总体看仍属于偶发式事件。然而，欧洲近期的政治暴力事件则是多点齐发、事态离奇，欧媒戏谑称如今“在欧洲，从政已可被列入高危职业范畴”。

今年以来，德国多位政治家遭遇政治暴力，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休假乘船遭围堵被迫返航，到前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坟墓被挖等等。西班牙右翼政客夸德拉斯在马德里街头遭枪击、爱尔兰司法部长麦肯蒂收到炸弹威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成为斯洛伐克独立以来首位遭受暴力袭击的国家领导人，波兰总理图斯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先后收到死亡威胁。

区别于有针对、有预谋的暴力事件，欧洲随机性暴力事件也有所上升。如参加竞选活动的绿党及社民党成员在德国德累斯顿街头遭暴徒先后袭击等。此外，欧洲各国抗议示威活动也更趋激进，不断朝向“暴力抗议”方向发展。

多重原因催生政治激进化

民生困境加剧社会撕裂。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及中东局势等多重冲击，欧盟面临前所未有变局与挑战，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进一步上升。2023年，受高通胀和高利率等因素影响，欧洲经济步履蹒跚。能源价格高企推升物价，致使民众购买力持续萎缩。在此背景下，欧坚持援乌，削减本应用于教育、养老、农业等民生领域的预算，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民众，使得民怨大量累积。欧各国政党相互扯皮、频频“甩锅”现象，中下层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愤怒和不满持续上升。民众对政治对话失去兴趣，将抗议示威甚至暴力骚乱视为表达诉求的“有效途径”。德、法、荷、比、意、爱尔兰、罗马尼亚等欧洲十余国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且烈度提升，不断突破抗议示威活动底线。枪击斯洛伐克总理的凶手也曾斥责斯“社会病态”、“贫富差距悬殊”并坦言其作案动机是对菲佐政府的不满与怨恨。

“政治指责游戏”激化政治对立。6月，欧洲议会选举与比利时大选在即。7月，英国将提前举行大选。秋季，奥地利以及德国图林根、萨克森、勃兰登堡三州也将迎来选举。相较于以往选战，欧政客言辞更趋强硬，通过指责甚至妖魔化政治对手凸显自身“正确性”，不断推升政治对立情绪。为狙击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德国总理、外长、内政部长高调现身反右翼极端主义抗议示威活动现场，有意将德国选择党与“新纳粹”等同起来，鼓励民众不仅要与德国选择党划清界限，也要积极抵制该党不当言行。为削弱德国政府执政根基、提振自身选情，德国选择党也在德国农民反对削减农业补贴的抗议示威活动中不断推升城乡对立、官民冲突，鼓动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承诺“如果有人在示威过程中被捕，现场律师将在第一时间提供援助”。德国各政党攻击性上升直接推升了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据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统计，2023年德国共登记2790起针对政治人物的攻击行为，是2019年数量的两倍，其中严重人身攻击事件共27起，但2024年前5个月内该类行为已达到22起。

社交媒体推升暴力行为。在欧洲监管放任的环境下，网信领域充斥误导信息，部分政客出于竞争性选举政治的政党利益需要，将数字空间视为党派斗争新场域，利用民众的焦虑、不满心理，有针对性散布“政治假消息”，释放仇恨和涉暴信息，鼓动“街头政治”，煽动暴力。各类社交媒体频频成为流言的“温室”、偏狭极端言论的“孵化器”。同时，社交媒体也对骚乱和暴力行为的扩散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肇事者既可通过WhatsApp、Telegram等实时通讯软件进行通联，也可通过Tiktok、Snapchat等视频软件传播案发现场图像，引发模仿效应，助燃暴力情绪。在欧洲经济衰退、外部安全环境堪忧背景下，缺乏监管的社交媒体平台让极端主义的阴暗面发酵，在血腥暴力图像的刺激下，对民选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不满的民众将更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实现自身政治诉求。当社交媒体成为愤怒机器，偏执的网民和极端的暴徒之间的界限也将愈发模糊。

当前，欧洲正步入权力轮替的大周期，选举政治迎来新高潮，在经济滞胀、周边冲突的影响下，在美国“榜样”、技术下沉的催化下，欧洲政治极化可能滑入极端化的陷阱，暴力政治的联动、泛化甚至外溢的风险急剧上升，未来欧洲能否维持长久的和谐、和平，已成为摆在欧洲政治家面前的现实课题。

（作者为现代院欧洲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