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阿以和平的最坚定支持者，我坚信双方的理性人士宁愿和平，也不愿对抗。但是，巴勒斯坦人在苦难中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这些挣扎的人民遭受的苦难和付出许多努力之后，已经过去了70多年，在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失败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失败的尝试？谁应该为这些失败负责？我甚至怀疑中东和平是否还有希望？这是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勒·法赫米日前就巴以目前局势在他的反思文章中发出的拷问。

部分成功与最终目标的失败

阿联酋有影响的智库《Future Center UAE》今年4月20日在其网站援引法赫米文章的话指出，阿以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即兴回答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规范他们的互动和相处关系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和目标。

埃及和约旦采取“渐进办法”逐步收复被占领土，两国都试图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相互信任，以便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做出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采取了这种“渐进办法”，同意在五年内执行《奥斯陆公约》，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将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谈判。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是希望双方之间建立信任，将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些敏感问题。以色列也采取了“渐进的办法”，但将其当作减少潜在安全威胁，加强其在谈判中影响力的工具，特别是通过化解重大分歧，推迟艰难的内部政治角力。

这些当事方取得了部分成功，最重要的是收复领土，但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无论是彻底结束占领还是实现持久安全。长期谈判和双方协定的进一步执行受到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影响。由于巴勒斯坦各派的分歧，以色列方面和其他方面通常将这些尝试失败的责任推给巴勒斯坦方面。最近，以色列声称，10月7日的事件使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对以色列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已经是不可接受的。这些事件无疑使以色列人感到震惊，不仅因为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且因为以色列政府对哈马斯的攻击缺乏准备。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0月7日的事件是和平努力失败和持续冲突的直接结果。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区别

令人关注的是，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在占领下遭受了长期的人道主义苦难，但政治人物多年来一直以某种方式行动，致力于达成一项折衷方案。巴勒斯坦人最初拒绝联合国181号决议，该决议主张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但现在又同意将不到22%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家园。今天，一些哈马斯领导人宣布，他们愿意在关于释放人质和停火的谈判中谈判两国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他们对以色列的默认。尽管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继续，但这种折衷立场的重大转变正在逐步加剧。巴勒斯坦人的分歧从来都不是加沙地带和西岸持续血腥冲突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大多数政治人物根本就没有与巴勒斯坦人达成过协议。在过去的50年里，以色列政客从左派转向中间派，再转向右派，最后转向极右派。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左翼政治家领导，如大卫·本·古里安、穆希·沙里特、利维·阿什库尔、戈尔达·迈尔和伊萨克·拉宾，来自占主导地位的马拜社会主义党。1968年，马巴伊党合并为工党。合并后，以色列领导层转向右翼政治家，这种持续向右的政治转变是以色列宁愿走向准原教旨主义和犹太排外主义，而不是走向一体化和合作的道路，这种政治转变也阻碍了实现全面阿以和平的可能性，特别是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

毫无理由的政治向右倾

政治向右倾斜通常是人民对出现的尖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担忧的反应。例如，在欧洲，许多中左翼选区已经向右倾斜。由于对难民人数增加、欧洲社会身份变化和经济问题的日益关注。在意大利、瑞典和最近的葡萄牙等国家尤其如此。

但是，观察以色列的情况就会发现，在本世纪中，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生存威胁或严重的经济危机。恰恰相反，自从1970年代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以来，没有重大冲突，除了与加沙和黎巴嫩边境的非政府行为者间歇性地发生冲突。同样，在经济方面，以色列的增长率高达8个百分点，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它们将分别增长1%和3%，使其与爱尔兰并列在发达国家之间，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它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在第28位。

因此，以色列正在经历的向右的政治转变是没有道理的。以色列政治向右倾斜反映在议会目前的组成中。例如，左翼默茨党今天没有党员，1990年代末有12名党员，比以前的人数大幅减少。此外，工党成员也大幅减少。这意味着，以色列的政治机构和民间社会中的左翼和准和平行动者在决定以色列的政治未来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

失去的机会和举措

今天，以色列议会议员公开鼓吹与和平解决冲突相悖的立场。他们坚持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的土地”，呼吁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并支持日益逼人的扩张主义定居点政策。最近，他们呼吁重新占领加沙，同时公开反对两国解决方案。一些官员甚至大胆地支持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加沙和约旦河西岸。

事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挫败大多数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和倡议。起初，以色列从根本上否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并将其描述为幻想。后来，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安全担忧来证明其立场。最近，以色列坚持强硬的意识形态，阻碍了进展和解决当前危机。

以色列错过的最重要机会之一是1970年代签署的《戴维营框架协定》，该协定与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同时签署。其他错失的机会包括1990年代的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奥斯陆协定》、2002年贝鲁特阿拉伯首脑会议和2008年安纳波利斯协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达成协议，并签署了本应结束核心问题的奥斯陆协议之后，以色列进一步向右倾斜。这种转变的动机是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与其继续控制西岸不相容。

中东和平十字路口

法赫米的文章最后指出，以色列在确定其身份方面面临着两个基本和相互交织的挑战：首先是局部存在主义战线，涉及犹太国家是否应该成为半世俗和自由主义国家，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国家，两者都植根于犹太教。第二个挑战不那么突出，但其本质上不亚于第一个挑战，它涉及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色列真的希望成为中东的一部分，并愿意采取与周边地区其他人民相容的解决方案和和平道路。他强调，我们中东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所有区域有关各方必须作出明智和勇敢的决定，继续走解决问题与共存的艰难道路，还是屈服于现状的道路，满足于中东现状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和持续不断的暴力循环。如果选择了勇气和智慧的道路，不幸的是，它们还是不够，该地区将无法克服长期存在的障碍，也无法穿越需要多维解决方案的深山峡谷。因此，为了给和平一个真正的机会，国际社会和区域各方必须一劳永逸地走到一起，提出全面、实质性的解决办法，并取得具体成果，彻底结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智库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