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问中国仅一个月，其政府就发布了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两起事件标志着美国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序幕，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所正式确立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被彻底抛弃，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一个以竞争为核心主题的全新时代。此后六年间，中美在多个领域所爆发的一系列剧烈摩擦和尖锐斗争都是这个新主题的产物。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逻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关系剧变并非毫无征兆。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D. R. Clinton）的主导下，实施了美国国际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的转移，其应对中国挑战的企图不言自明，并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新阶段。尽管当时美国政府仍然积极致力于推动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两国人文交流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奥巴马政府努力推动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准备在经济上孤立和排斥中国的替代性方案，从而为迎战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中国厉兵秣马、枕戈待旦。2015年，针对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新变化，美国战略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政策的大辩论，这非常类似1949年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三年之后，这场辩论尘埃落定。美国战略界精英一致认为，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战略，美国政府未能通过经济合作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美国需要新的对华战略方针。这在后来被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总结为“新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如同离弦之箭，再也回不到从前。

六年来，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先后在多个“战场”对中国发动猛烈“攻势”，特朗普政府更是试图在短期内一举“战胜中国”。在“国家安全战场”，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地缘环境；在“意识形态战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政治制度上给中国施加国际舆论压力，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精神感召力和思想引领力；而在“经济战场”，美国的攻势更加直接和猛烈，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先后发动“三大战役”，在市场、技术和资本三方面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这“三大战役”具体表现为：一是关税战，即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提高两国贸易壁垒，全面挤压“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空间；二是技术战，即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部分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对华出口实施管制，以及对中国企业赴美进行技术并购设置障碍；三是金融战，即为美国金融机构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和中资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施加阻力。这“三大战役”都旨在通过政治手段，加大中国的产业离心力，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的重组，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公开场合多次否认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但上述“三大战役”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实现中美经济关系的“去相互依赖化”（De-interdependence）。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摒弃特朗普政府蛮横粗暴的做法，而采取“聪明竞争”（Smart Competition）政策，即在国际上极力编织由其主导的经济联盟网络，通过强化七国集团，构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双边层面打造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产业与科技合作的战略支点国家，试图在全球形成对华经济竞争的“协同作战”态势。而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一反常态，先后通过了在基建、芯片和通胀削减等方面具有浓厚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公然利用国家力量全面助推国内产业复兴，这与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力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格格不入。这也表明，美国所坚持的经济意识形态其实具有很强的虚伪性，一旦竞争压力增大，美国在政策和战略选择上便高度务实。这是典型美国版本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而，美国的猛烈“攻势”并没有让中国屈服。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相反，美国却因此承受着各种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遭遇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控制力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短期战败中国”的战略目标调整为“长期竞赢中国”，即争取用十年的时间重演当年对苏联“不战而胜”的故事。未来十年中美将展开战略竞争的决胜局。如果未来十年，美国依然不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态势，那么中美两国将在一种新的力量对比中形成新的战略平衡，尽管双方不可能完全止戈罢战，但至少会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状态。

二、科技创新是决定中美战略竞争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科技竞争是这一决胜局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高度依赖其在科技方面的领先能力。美国强大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是美国霸权的两大关键性根基，但都仰仗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否则这两大霸权都将难以为继。美国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主要体现在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人才制度、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另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竞争。而技术的应用则高度依赖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生态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创新体系整体仍然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引领技术创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强大。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非常明显，以苹果、英伟达、谷歌、微软、SpaceX为代表的超级企业展现了美国私营部门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然而，由于大量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衰落，美国在技术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上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尽管美国在电动汽车产业领域拥有领先技术，但特斯拉只有在中国投资设厂，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获胜。

历史有迹可循。美国与苏联的技术创新差别主要表现为：前者是有市场的技术创新，而后者是无市场的技术创新。尽管当时苏联在一些重大技术突破上取得并不亚于美国的成就，比如苏联领先于美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给美国带来极大震动，但由于长期没有市场和产业化的支撑，苏联的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国家投入，效率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将苏联拖垮。当前，美国的情况与苏联并不完全一样，但是逻辑有相似之处。美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状态，美国的技术创新缺乏足够产业转化的动力支撑，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因此，美国的技术创新可谓“缺乏产业依托的创新”。这也是拜登政府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战略的主要原因。

同时，为了弥补本土应用场景不足的缺点，美国正大力推动科技外交，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来改善美国的创新环境、增强美国的创新动力。当前，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等领域大力开展科技外交，构建跨国科技合作网络，以提升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引领能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构建的芯片联盟以及旨在推进新一轮探月工程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前者旨在通过建立多国协同技术出口管制，阻止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中实现技术突围；后者旨在通过多国合作、资源共享，在与中国的登月竞赛中赢得先机，避免再次出现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华为、大疆、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超级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不断谋求渐进式技术创新，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就。中国活跃的产业集群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产业依托，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然而，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开放程度、社会氛围等多个方面还存在各种不足，不利于中国进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而且，一旦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形成排华的科技联盟，切断中国技术的海外来源，中国依靠一国之力进行系统性科技创新将面临极其高昂的成本。因此，如何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下继续保持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检验着中国大国崛起的成色。

未来十年，中国要全面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这涉及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

第一，要处理好政府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技术创新上也有不同的优势。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储备较多，而且注重长远规划，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而民营企业体制机制更为灵活，市场意识更强，对新技术更为敏感。两者需要分工配合，优势互补。大国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偏向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这很容易削弱民间和市场的创新活力，从长远看，可能不利于可持续创新生态的构建，因而需要有效平衡两者的关系。比如，面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给中国施加的竞争压力，中国就不能完全依靠国家主导的资源投入来应对，而应该大力鼓励民营企业也加入太空技术探索的行列。

第二，要处理好渐进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因此能多次引领技术和产业革命。相比之下，日本更擅长渐进式创新，国家技术实力雄厚，但是缺乏技术引领能力。中国需要把握两者的平衡，既要在技术进步上稳扎稳打，鼓励技术积累，又要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第三，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关系。中国必须努力补齐经济体系中的诸多技术“短板”，以增强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给能力。然而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越是强调自主创新，就越需要在开放中创新。现代科学技术更加复杂，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全人类的分工合作和共同努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中美竞争越激烈，中国越是要增强科技创新的开放意识，大力开展科技外交，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吸纳全球创新人才，千万不能“闭门造车”。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国门关闭之日，就是国家衰颓之时。

总之，中美的技术竞争将是一场关系两国未来的长期拉锯战。美国正在集中全政府、全社会乃至全盟伴的力量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中国则在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的压力。这需要中国在应对过程中保持高度的耐心、韧性和审慎，切忌出现颠覆性错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国际经济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