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1日，已经持续近一周的印度西北部农民抗议硝烟再起。在与政府举行四轮谈判后，示威者拒绝了莫迪政府提出的以五年合同保证部分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MSP）的解决方案，恢复“进军德里”的抗议活动，再度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此次发生在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大有重现2020至2021年数万农民驾驶拖拉机围堵首都新德里的势头，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农民抗议卷土重来？

2021年11月，莫迪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废除2020年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使持续一年多的农民抗议活动得到平息。此后，莫迪政府正式致函农民抗议的主要组织方“农民联合阵线”（SKM），承诺成立由农会代表、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组成的小组，共同确定政府收购各类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

到了2024年初，农民指责莫迪政府在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落实上并未兑现承诺，并且新冠疫情带来的种植成本的上升使莫迪“让农民收入翻倍”的许诺彻底落空。为此，以“农民联合阵线”为首的农会组织决定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采取豁免农业贷款等措施确保农民收入，并就2021年10月内政国务部长之子驾车撞死抗议农民一案追究官员责任。

2024年2月13日，数千名来自旁遮普邦的抗议农民驾驶拖拉机与卡车试图穿越哈里亚纳邦向首都新德里进军，被警方提前布置的路障阻拦在旁遮普与哈里亚纳的边界。军警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示威者，双方形成对峙。

印度即将在今年4至5月迎来大选，一旦大量示威农民驾驶拖拉机涌入德里、甚至在选举期间持续抗议，将对莫迪的政治声望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害。为防止2020年的一幕重演，莫迪政府及时封锁了进入德里的交通要道，寄希望于通过层层设卡阻止农民大规模进入首都。此外，政府还对农民抗议地区实施断网，在防止抗议农民串联的同时避免现场实况在网络传播。

在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的同时，政府亦积极寻求谈判解决农民抗议。2月19日印度媒体一度放出消息，称“双方即将达成协议”。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宣布，将在未来五年以政府采购合同的方式，保障豆类、玉米和棉花的最低支持价格。但“农民联合阵线”认为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诚意”，坚持要求以立法形式确保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的执行，并落实豁免农业贷款等各项惠农政策。此前抗议农民与莫迪政府之间的多次博弈已经大幅损害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加之大选对莫迪和印人党的压力为农民实现自身诉求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积累长期抗议经验的农民不会轻易妥协。

农业发展有何困境？

农民利益关乎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尽管印度已经在上世纪通过“绿色革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季风气候带来的降水不稳定导致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较大，对农民利益造成结构性的伤害。粮价过低时“谷贱伤农”，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积极性大幅降低；粮价高企时，通货膨胀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抵消了农民出售粮食的收入。

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基本利益，历届印度政府通过执行最低支持价格“统购统销”、提供优惠农业贷款、农业补贴和以工代赈等多种手段保障农民基本收入，对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保障农业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上述措施并没有从根本解决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规模化与现代化不足等顽疾。为了迎合选举而不断追加的农业补助一方面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未使急需救助的底层农民受益。

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实施绿色革命较为成功，农民在宗教(锡克教为主)与种姓网络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在农产品市场与农业政策制定上掌握了更多话语权，成为惠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在以比哈尔邦为代表的落后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少、农业规模化程度低，农民长期处于抗风险能力差的悲惨境地，无法形成统一力量维护自身权益。

根据印度官方统计数据，2019年印度仍有89.9%的农户占有土地面积不足2公顷，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仍然在贫困中挣扎，农民破产自杀现象屡见不鲜。

政府与市场之争？

莫迪执政后，政府寄希望于引入更多市场机制提高农业生产与财政支出效率，在保障粮食安全、为底层农民“托底”的前提下减轻财政负担。

一方面，政府将农业预算投入的重点转向2019年实施的“总理农民荣誉基金”（PMKISAN），对占地不足2公顷的“小型和边缘农户”实行“精准扶助”，以此取代一揽子的农业贷款豁免，提升转移支付政策效果。另一方面，莫迪在2020年通过实施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并放松农产品市场价格管制。然而，三项法案引发了莫迪2014年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抗议，农业改革计划难以推进。

莫迪政策的支持者将历史上不断累积的政府农业补贴描述为“原罪”，认为印度农业欠发达的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传统的“统购统销”效率低下且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只有引入更多市场机制进行农业自由化改革、用市场价格调配农业供给，才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于抗议农民的诉求，作为莫迪农改主要智囊的经济学家阿肖克·古拉蒂（Ashok Gulati）表示，立法保障最低支持价格在政府财政上难以实现，对特定种类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反而降低了农产品的多样性与市场竞争力，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从长远看不会使农民受益。

然而，反对莫迪农改的学者却奉行一套完全不同的叙事。他们认为，一味放松价格管制、推进市场化并不会迎来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升，只有优化最低支持价格稳定粮价、扩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才是确保印度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发展的出路。放开农产品储备与价格的管制，只会为垄断经销商囤积粮食炒作物价提供便利，引发更多的土地兼并与农民破产。2006年比哈尔邦废除农产品“统购统销”实施自由化改革后，粮食贸易商利用粮食丰收时压价收购、歉收时大量卖出控制市场价格，致使丧失议价权的小农生存状况更为恶劣。自由化改革带来的种子、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价格波动已经给农民收入带来冲击，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将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重要的是，农业发展路径争议的背后依旧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抗议农民对“我行我素”的莫迪政府缺乏信任，认为政府与大财团的利益输送才是莫迪推进农业改革的真正动机。在他们看来，一旦农产品市场放开管制，阿达尼、信实等大财团可以依靠资金与政商关系优势轻易地掌握农产品的议价权，资本的逐利性将使农民生存状况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边缘化。

（作者为现代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