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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德国:“稳定之锚”遭遇重挫
发表时间:2024-01-30 22:46 来源:国际网
德国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欧盟“稳定锚”,但从现政府上台以来,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稳定性就呈下降趋势,近期表现尤为突出。表面看,德国遇到的动荡都由一些具体事件引发,政府及时出面平息事态、稳定预期。但由于德国“共识政治”加速崩溃,经济结构性缺陷得不到弥补,面对新时代地缘竞争的冲击,德国很难维持稳定和繁荣。更为关键的是,德国稳定性下降,将不利于欧盟对外发挥软实力,国际上也将缺乏一支建设性的“稳定力量”。

近一段时间,德国遭遇了“不满之冬”,执政联盟支持率暴跌,民间抗议示威持续升级,政府承压巨大。德国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欧盟的“稳定锚”,但自从现政府2021年底上台以来,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稳定性就呈下降趋势,近期表现尤为突出。德国还能担当欧盟“稳定锚”吗?

“稳定之锚”遭遇重挫

一是政局不再稳固。近期民调显示,德国执政三党总支持率已不足1/3,最大的社民党跌至不足15%。总理朔尔茨相对弱势,不善沟通,民众满意度只有19%,一半以上民众希望更换总理。三党因执政理念差异大而频频发生内讧,特别是绿党和自民党分属左右翼,在绿色转型、“债务刹车”等诸多议题上内耗严重,自民党内部怨气十足,屡屡传出要退出执政联盟的声音。与执政联盟颓势相反,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高歌猛进,支持率高居20%以上,成为第二受欢迎的政党,对政府构成重大掣肘。

二是经济再现衰退。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继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后再现衰退。高能源价格沉重打击德国工业制造业,2023年下半年,德国工业产出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受全球需求不振的影响,2023年德国对外出口额同比降低1.4%,外贸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度明显降低。德国政府原计划将应对新冠疫情时增发的债务转用于补贴绿色转型,以刺激经济,但该方案不久前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违宪,政府遂陷入预算危机,须在多领域开源节流,各方面政策推行均面临缺钱窘境。

三是社会开始动荡。经济下行的压力传导到德国社会。岁末年初,政府为应对“预算危机”而提出取消农业相关补贴,引发农民大规模、长时间抗议。同期,火车司机、货运物流等行业也加入罢工抗议潮。一些极端分子乘机煽动示威,导致多地区交通陷入瘫痪。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快速上升又引起了民众的警惕,特别是德国选择党被爆料曾与多个极右组织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驱逐百万移民”,引发德国多地爆发反极右示威,超100万人走上街头。

根源问题值得深思

表面看,上述挑战都由一些具体事件所引发,德国政府及时出面平息事态、稳定预期,目前农民抗议基本结束,各方也普遍认为政府不会提前倒台。但德国引以为豪的稳定性下降,其深层原因仍值得深思。

首先,政党更趋碎片化,“共识政治”加速崩溃。纵观联邦德国成立后的70余年,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不断增加,由最初的3个发展到现在的6个。最初三大党基本代表了主流民意,后来随着生态环保意识进入寻常百姓家,绿党自然而然崛起;欧债危机爆发后,“反欧元”的德国选择党应运而生,难民问题的出现又促推选择党崛起。日前,左翼政治家瓦根克内希特成立了独立的政党,影响力不小;联邦宪法保卫局前局长马森也计划将其前些年建立的“价值观联盟”组织改造成政党。政党数量增加是民众利益多元化的结果,也必然摊平选票。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推崇“共识政治”,中间派政党能够团结大多数。但未来这种和谐的局面很难再现,取而代之的将是无休止的党争。

第二,经济结构性缺陷长期得不到弥补。德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优等生,但优秀恰恰导致改革动力不足。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过于依赖出口,对外风险敞口大;产业结构不平衡,过分依赖汽车等少数优势行业;“未来产业”发展滞后,对电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适应性低。也正因此,供应链阻塞、能源价格飙升等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德国之所以稳定,最主要的支撑在于经济实力。未来经济不那么繁荣,选民分化、社会鸿沟将会不断扩大,不排除出现类似法国“黄马甲”那样的社会运动。

第三,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明显不足。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政府认识到有必要调整外交战略以应对“时代转折”,但方向难寻,进退失据。在欧盟内,与法国矛盾上升,就能源补贴、防务政策、一体化等产生龃龉;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战略自主意识不足,一味跟随附和美国。2023年,德国政府艰难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却暴露了安全观视野狭窄、决策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酝酿多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仍流产,显示德国并没有做好应对重大地缘政治冲击的制度准备。

上述根源性问题难解,面对新时代地缘竞争的冲击,德国很难继续维持其长久以来的稳定和繁荣。

“德国之变”拖累欧盟

德国一直以来为欧洲一体化提供稳定强劲的动力,但如今德国政局不稳,政府执行亲欧政策受到很大掣肘。例如风头正劲的德国选择党近期表示,如果上台就将推动德国“脱欧”。为稳定国内经济,德国对本国部分产业展开补贴,引起其他成员国不满。

由于政治生态碎片化严重,需要照顾不同政党的利益,德国政府决策的务实性下降。例如绿党主掌的外交部力推价值观外交,打破了利益与价值观的平衡,在政策上表现为亲美、疏华、反俄,这也一定程度投射到了欧盟外交政策上。特别是斥巨资购买美制装备等亲美做法,引起法国不小的担忧。

德国经济失速的拖累作用更为显著。一方面,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陷入衰退象征意义大,将影响整个欧盟的增长预期和市场信心。另一方面,不少中东欧国家是德国制造业的“后花园”,由于德国经济不振,原先同属优等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经济增速已明显放缓。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德国自身“内乱”频发,其政策必然内倾,无暇外顾。对于一个习惯并且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德国领导”的欧盟而言,将再度面临缺乏“主心骨”的局面,一致行动恐更为艰难。默克尔时代,是德国塑造着欧盟的内外政策,但近一两年,已鲜见德国就欧盟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在国际事务上德国也没有发出客观务实的声音。总之,德国稳定性下降,将不利于欧盟对外发挥软实力,国际上也将缺乏一支建设性的“稳定力量”。

(作者为现代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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