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阿根廷新总统米莱（Javier Milei）在达沃斯向全球政界和商界精英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对人类福祉和西方社会的威胁。在他作为总统首次出访中，这位自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阿根廷领导人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猛烈地抨击了“社会正义”和“激进女权主义”。

他在讲话中特别聚焦外界近几十年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资本主义会导致“市场失败”的说法，明确指出“没有市场失败”，而只有政府的失败，即国家干预的失败。他还称赞企业家是“英雄”。米莱警告称，“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却被一种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大行其道而导致贫困的世界观所拉拢”。他还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解决贫困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问题在于：智利已经酿成新自由主义的悲剧了，米莱的阿根廷会变成另一个悲剧吗？

本文内容由IIA学术编辑组与郑永年教授的对话与讨论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米莱慷慨激昂的发言就像一枚炸弹，激起了各方面不同但同样剧烈的反应。资本圈自然是拍手叫好，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也在旗下的X平台账号上发表意见，形容米莱的发言“太刺激了”。而西方政府则不以为然，认为米莱只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可思议的迷恋者”。

意料之中但又出乎意料的是，米莱的讲话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上盛传着他的言论和思想，有人把米莱看做是“奥地利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不少人认为，对米莱的最佳理解是，他是一位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他们的观点也是有依据的。毕竟，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其策略植根于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宣扬的奥地利学派方法论。

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米莱是拉美奇迹的一个开始？或者是另一失败的开始？

米莱认为，人们将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成为“失败国家”归咎于市场是不妥当的，他坚信市场失败不存在，失败是国家干预造成的。这让人想起当年英国的撒切尔竞选首相时振振有词的演讲，“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根源”。撒切尔也被捧为西方的英雄，但终究还是没能拯救英国。

世界范围内，有人憎恨新自由主义，有人把新自由主义神圣化，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这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而拉美国家再次走向两个极端的事实也只不过是西方实践的一个折射。我们只有从大历史来看，才能理解西方的市场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又会如何走向未来。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兴衰

西方市场经济实质上是近代的产物。从理论脉络来看，尽管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被视为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自由主义鼻祖、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霍布斯的《利维坦》描述了一种“自然社会”形态，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只有暴力，没有和平。根据这一“自然状态”理论，如果只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没有政府的作用，那么市场内部就有大小和强弱之分，从而导致秩序缺失下的纷争不绝。霍布斯因此强调，任何人必须让渡权力，以组成政府来调和分歧。对霍布斯来说，秩序与稳定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也为后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来源。

霍布斯之后的伟大自由主义者要数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nh Loke）。在洛克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快速积累成长，洛克因此提倡有限政府。他在《政府论》中主张，政府并不是财产权利的唯一来源，也不能够随意挪用个人的财产。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标是保护财产权利，财产必然是先于政府存在并且完全独立的。随着资本的力量不断增长，资本要限制政府对资本的干预，因而强调私有产权，这才有了自由主义后续的发展。

延续洛克的思想，反映在经济上，才有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这些观念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都没有完全否定或者反对政府的作用，所强调的只是政府和资本之间的边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才开始否定政府的作用。

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是财产权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其信条，那么西方也发展出了另外一端的经济学。法国启蒙运动中，哲学家卢梭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归之于私有制。这一思路后来被马克思所承继。卡尔·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是资本主导、强势镇压劳工的时代，只有资本的自由，而没有劳工的自由。映射到文学上，就成了如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对现实的控诉。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便是对资本自由的反动。

为应对这些危机，西方世界主要采取了两条路线：一是革命，主张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二是通过改革，建立福利社会。前者表现为苏俄革命，而西欧社会则选择了后者。福利社会是资本向社会妥协的结果，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当时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原来的原始资本主义模式，也非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发生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而福利社会模式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我们可以把福利社会视为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制度的中间选择，即“第三条道路”。这是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其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两者之间取折中方案。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第三条道路”简单理解成为“中间路线”，因为它不仅仅是走在中间，或只是一种妥协或混合的东西，提倡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偏向哪一端都不好，要努力糅合双方主义的优点以补全彼此的不足。

凯恩斯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二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会的大扩张。随着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中产阶层成为西方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凯恩斯主义也导致了西方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及与之相关联的官僚机构的大扩张。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遭遇石油危机，西方社会普遍陷入经济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哈耶克所提倡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开始广受欢迎。在实践层面，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提倡经济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供给侧革命。撒切尔和里根革命就是这一经济理念的现实体现，给西方经济注入了极强的发展动力。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带来了数十年的繁荣，但也造成了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拯救经济危机，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干预经济。米莱所猛烈攻击的便是西方的福利主义和今天在美国兴起的美式国家资本主义。米莱的演讲无疑是一篇政治檄文，正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一篇政治檄文。

米莱现象不是首演，阿根廷在走智利的老路

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西方一直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适应时代命题的经济制度安排，其中左右摇摆反复，不断涌现出新的解决方案。在思想层面，如果说私有产权被新自由主义神圣化了，那么与之相反，卢梭认为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在实践层面，西方国家大都承认政府干预的作用，着眼于政府跟社会如何均衡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发达经济体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合理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消灭私有制”的苏联模式解体之后，今天没有人会想象一个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形态。人们所争论的只是政府干预多少的问题。

米莱提出的拯救阿根廷的经济方案，代表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一个“无政府干预”的极端，把极右的光谱继续往右拓展。这在拉美的环境中并不难理解。长期以来，拉美国家悲剧就在于被极左和极右的模式来回拉扯。在米莱以前，前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的实践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失败案例。那时，以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为核心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或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指导了智利新自由主义实验的开展。智利进行了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

但新自由主义并不自由。相反，资本所得到的自由是以军政府镇压了劳工运动、牺牲劳工自由为前提的。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政府用暴力从劳工的自由（左派所争取的）转移成为资本的自由（右派所争取的）。皮诺切特对劳工的镇压使得这场新自由主义实验走向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莱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拉美历史上的第二次向右急转了，可谓“重蹈覆辙”。米莱认为，国家不需要政府，就连西方发达经济体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场、传统的干预他都不能接受。从大历史看，这更有可能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此外，米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谁的资本”？学术界和政策界在分析拉美陷阱的时候，经常讨论“依附论”。尽管拉美对美国资本一直具有高度依附性，拉美也给予了美国资本以自由，但是，美国资本并未对拉美国家予以回报。就算如米莱所言，允许资本自由运作，但是给本国资本以自由还是外国资本以自由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本具有国家属性。包括皮诺切特在内的拉美政治人物都改变不了拉美依附美国的现实。尽管拉美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实践进口替代战略，旨在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但最终都失败了。

米莱现象并非空穴来风。在经济理念层面，除了如今在阿根廷流行的、始于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失败论”也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学说。这种思想在“市场万能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国家制度渲染成经济发展失败的根源。但是，“国家失败论”并不能在实践层面站稳脚跟。当前，美国与欧盟等经济体重新回到产业政策的传统上来，恰恰是从政策上给基于制度决定论之上的“国家失败论”釜底抽薪。

“米莱疗法”在中国的“回响”纯属“起哄”

米莱提出的“药方”在西方引起热议，但为什么中国的舆论场也引起了那么多的“回响”？米莱提出的主张在西方已经历了失败，国内的一些人为什么要跟着起哄？

必须指出的是，如前所述，西方经济思想光谱存在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霍布斯、亚当·斯密发展到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第二条路线是从卢梭、马克思主义到当今左派的经济思想。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反动，即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说的“反向运动”。1945年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统治”西方的时代，哈耶克是“失声”的。只有在里根-撒切尔革命之后，哈耶克的思想才有了“回响”。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芝加哥学派不再风靡，“占领华尔街”运动也随之在美国发生。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哈耶克的主张在美国乃至今天的世界也已经不流行了。

如今的西方不再如以往那样崇拜哈耶克，但对哈耶克思想的吹捧还是在中国盛行。何以至此？这种吹捧主要是出于受众对其认定的现实的“反应”。吹捧哈耶克的中国受众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但是，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讽喻式崇拜也是毫无道理的。中国既不实行原教旨主义的极左经济路线，也不奉行哈耶克主义的极右经济路线。我们推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追求财富，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干预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说，我们所采用的手段与这两条路线都不一样。

正如对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化成为苏联的悲剧，对哈耶克的这种吹捧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悲剧。在理论层面，无论这种理论工具是原教旨主义的左派经济思想，还是哈耶克主义的右派思想，我们只是在使用西方的理论工具来嵌套中国的实践。一言以蔽之，这种“抄来抄去”的办法并没有直面问题，无法回答“中国之问”。中国的经济学家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提炼出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以此作为指导中国经济的理论依据。而要想发展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济思想，就要求我们抛下对任何人的崇拜，回归中国的实践经验。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确定中国的命题。

反对“米莱疗法”不仅有思想依据，也有实践支撑。米莱开出的药方是要给予资本以自由，但不能在资本自由的同时不给予劳工自由。马克思时代，马克思认为国家只是资本的代理人。但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政府开始“中立化”，在资本与劳工两边进行协调。政府的这种协调功能一直是西方社会稳定的关键。今天西方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因为西方政府的这种功能被大大弱化，尤其表现在西方各国无法通过政府干预而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收入财富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

而米莱反其道而行之，把政府干预视为是西方问题的根源。这是在构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他企图构建一个“经济上帝”，试图使其受众相信“市场万能”。中国舆论场上的回响，实际上表明一部分人缺乏基于本土实践的独立思考。当然，这也表明，中国学界的确需要有紧迫感，建设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能够确立中国经济命题、能够找到中国解决方案的经济学。一个伟大的时代，应当出现伟大的思想。我们不能仅仅跟着起哄，而没有自己的思考。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该是这样的。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