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至今已持续逾百日，造成加沙地带约2.4万人遇难、6万多人受伤、近200万人流离失所。现如今加沙满目疮痍，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冲突外溢的风险愈发凸显。

在加沙战场之外，冲突也给拜登政府带来了严峻考验。一方面，美国因加沙冲突面临政治分裂、社会撕裂；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因此而质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道德信誉。在内外承压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巴以冲突已成为拜登政府需面对的重要议题。

“三管齐下”应对巴以冲突

一是让以色列“小火快攻”。以色列在加沙狂轰滥炸，导致平民死伤惨重，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作为以色列的“头号盟友”，美国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受到批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议员、国内“亲巴勒斯坦”民众，以及亚非拉多国均要求拜登政府向以色列施压，促其在加沙停火。

但拜登深知向以色列施压的政治代价和阻力极高，因此更愿意选择用外交手段来传达美国诉求。用拜登的话来说，即是通过“拥抱朋友和私下交谈”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作出改变。在这种想法主导下，拜登派国务卿布林肯数度到访以色列当说客，希望以色列能降低进攻强度、多采用“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减少平民伤亡，尽快结束加沙冲突。

二是力避冲突蔓延扩大。巴以冲突风险持续外溢，挑动美国紧张神经。为防止战事扩大、局势失控，美国在增加外交投入的同时，还不断强化威慑。

从拜登一开始让伊朗及亲伊朗武装不要火中取栗的“警告三连”（Don’t. Don’t. Don’t.），到美国军舰开赴中东海域，再到近期美英联合空袭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设施，美国威慑的举措越来越实、等级越来越高，导致地区大乱的风险也越来越突出，巴以冲突扩大似乎越来越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三是利用战后安排“化危为机”。美国相当重视中东冲突之后的“秩序重建期”，认为这是破旧局、立新架构的机会。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美国撮合当时的“中东大哥”埃及与以色列于1978年签订《戴维营协议》，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零建交”的局面。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美国又促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于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使巴解组织正式承认以色列，为之后由美国主导巴以和谈奠定基础。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与中东多国安全合作深度绑定，确立了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的地位。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也想通过主导加沙战后安排，继续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近期，布林肯在前往中东“灭火”时强调，沙特仍然对与以色列建交“感兴趣”，并敦促以色列做出“艰难选择”，与更多邻国和解。随着加沙战事进入中后期，美国或将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游说力度，并加速构建反伊朗联盟，从而将加沙危机转变为“外交胜利”。

形势发展或难遂美愿

虽然美国为巴以冲突后续发展写好剧本，但中东形势变化莫测，未来走向恐怕不能尽如美国心意。

以色列并不急于退兵。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尽管以色列口头上说“转入低烈度作战”，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并未降低攻击强度。1月8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称，战事或将持续整个2024年。以色列之所以不放松对加沙军事打击，背后有双重考虑。

一方面，以色列想彻底消灭哈马斯。2023年哈马斯突袭让以色列举国震惊。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认为，突袭宣告了以色列威慑战略的失败，必须采用军事手段一举歼灭哈马斯，方能永绝后患。正因如此，以色列在加沙废墟上“一寸一寸”地推进、“挨家挨户”地排查，力求捣毁哈马斯全部军事设施、尽可能全歼哈马斯武装人员。

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有保住总理职位的心思。未能避免哈马斯突袭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重大失职。现阶段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最低点。他在冲突结束后很可能面临下台，甚至牢狱之灾（内塔尼亚胡面临腐败指控）。因此将战事进行下去、并取得能向公众交差的“胜利结果”，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掌权的关键。

伊朗阵营会持续袭扰美国、以色列目标。巴以开火以来，伊朗及亲伊朗武装对美、以目标发起扰袭战。在以色列北部，黎巴嫩真主党几乎每日向以色列军事基地开炮；在红海，胡塞武装先后袭击“与以色列相关”的商船20余次；在伊拉克、叙利亚亲伊朗民兵累计袭击美国在当地军事基地超过100次，多条战线上的频繁袭扰让美、以神经紧绷、防不胜防。美国推动阿以和解、构建反伊朗联盟，必然会刺激伊朗阵营继续作出反应。

极端组织也趁机浑水摸鱼。十年前，“伊斯兰国”利用伊拉克、叙利亚的乱局滋长坐大；如今，中东局势不稳，极端组织又跃跃欲试，企图趁乱生事。1月3日，“伊斯兰国”在伊朗克尔曼市制造该国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恐袭事件，造成95人死亡。恐怖主义的阴霾在中东从未散去，随着各方对峙加剧，这团阴霾愈发浓重，极有可能令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动荡。

（作者为现代院中东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