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发展态势。截至12月15日，本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双方超两万人死亡，加沙地带超五万人受伤，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作为唯一与加沙地带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埃及政府也的确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同意开放通往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输；与卡塔尔、美国一起斡旋并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11月24日至12月1日期间临时停火并交换人质等。然而，埃及依然没有接收加沙民众进入其境内的计划，也正努力避免再次被卷入巴以冲突。

难以取代的关键地位

在历史上，埃及曾长期统治加沙地带，也曾多次参与阿以战争。因此，埃及与加沙拥有密切联系。事实上，在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后，埃及一直维持着与哈马斯的联系，即使在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于2013年被埃及军方推翻后，埃及情报机构也仍与哈马斯保持着沟通渠道，这使得埃及在历次巴勒斯坦内部各派谈判和巴以谈判中都发挥了居中协调的作用。与此同时，埃及也同以色列存在政策默契：一方面力求控制以哈马斯为首的加沙政治伊斯兰武装力量带来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输送经济利益稳定加沙局势。除作为向加沙运输物资的门户外，埃及还直接参与了加沙重建进程。在本轮冲突爆发前，埃及政府计划拨款五亿美元在加沙建设基础设施，其中部分项目已完成。

由于历史联系和地理优势，埃及作为巴以问题的安全阀门和关键协调人的角色并未被其他地区力量完全取代。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促进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巴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在“阿以和解”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以问题将被“温和解决”，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直线下降。对埃及而言，近些年，美国和以色列的注意力正转向阿拉伯世界东部的海湾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成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新典范；在地缘和经济上，美国也试图将印度、希腊等域外盟友与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域内盟友用新的合作倡议连成一片，如“中东四边机制”（I2U2）与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等。这些新情况都令埃及深感自身传统作用与地位的衰落。

本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无疑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埃及的重要性——它是国际社会对加沙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渠道，任何试图解决冲突或做善后工作的方案都离不开埃及。对埃及政府而言，从道义立场为巴勒斯坦人民发声既是对国内民意的回应，也是向世界大国宣示本国地位和立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埃及政府接待了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内的多名外国领导人的到访，还在10月21日主办“开罗和平峰会”讨论本轮冲突的解决方案，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特使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埃及政府还在2023年12月举行总统大选前，在国内组织多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些活动无疑提高了塞西总统的声望。12月18日，埃及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塞西总统以89.6%的压倒性得票率赢得连任。

战略底线：避免再次卷入巴以冲突

虽然本轮巴以冲突令埃及获得了国际政治能见度，但如何妥善处理该问题成为令埃及政府头疼的难题。作为与加沙地带接壤的唯一阿拉伯国家，埃及是接收和安置加沙难民的主要候选国。10月31日，有报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计划将230万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转移到埃及西奈半岛北部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随后可能成为独立城市。虽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其为“概念文件”，但以军在事实上正以“临时战时措施”为名迫使加沙人向南转移。埃及和巴勒斯坦政府谴责这一计划是“大胆且不可接受的”，并称其为以色列“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剥夺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历史政策的延续”。出于对以色列计划的反对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默许该计划的担忧，塞西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谴责在埃及重新安置难民的言论。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不断推进，尽管拜登政府官员阐明了美国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及反对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的立场，埃及仍担忧美国政策在未来的不确定性。

面对本国相对以色列的弱势地位、对美国支持的依赖及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埃及设定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战略目标，即避免再次卷入巴以冲突，而非通过此次危机重塑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地位。在埃及看来，在过去的中东战争中本国已为巴勒斯坦事业付出了高昂代价。自1982年以色列向埃及归还西奈半岛以来，埃及历任总统都极力避免让巴勒斯坦议题主导本国利益。在西奈半岛建立巴勒斯坦人定居点或由埃及代替以色列接管加沙无疑会使埃及重回几十年前道义与利益被绑定的状态。埃及宣称，以色列在加沙铲除哈马斯的意图并不现实，本轮冲突结束后，埃及不会在管理加沙的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内部建立安全缓冲区的计划。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之所以很难说服埃及参与加沙地带的“战后”安全管理，主要是因为埃及内部缺乏动力。埃及军队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军事机构稳定与力量的关键特征，也是埃及地区影响力的体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事业在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民间支持率飙升。由于埃及国内舆论对以色列高度敌视，埃及军方不太可能远离民意公开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同时，哈马斯的政治伊斯兰背景已使亲巴勒斯坦民众在情绪上同情穆兄会，若埃及军队与哈马斯交战，将不利于本国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为减少国内民意压力，埃及政府将优先考虑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介入对加沙的安全管理。

或因经济困境被“拿捏”

由于不同意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未来设想，埃及正与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议替代性方案。总体来看，该方案大致分为以下五部分。一是经与各方协调，巴勒斯坦建立统一领导层管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该领导层仍应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名义运作，不能排除哈马斯的参与，同时需获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支持。二是国际社会应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经济援助，以重建加沙并达成允许巴当局有效统治加沙的当地社会共识。三是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与“两国方案”，巴以双方应尽快重启和平进程并制定切实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四是在北约、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下，巴勒斯坦应向去武装化努力。五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建立维护和平、稳定、发展的联盟体系。从这些设想来看，埃及似乎有意复制本轮冲突爆发前自身在加沙扮演的角色，即协调巴以双方、促成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和解、援助加沙重建进程并管控西奈半岛与加沙接壤一侧的边境安全。

尽管部分埃及民众对塞西政府处理加沙问题的保守感到失望，并呼吁永久开放拉法口岸，允许加沙人逃离冲突，但更多民众看到的是塞西政府在监督人道主义援助输入加沙及斡旋冲突双方达成临时停火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们赞赏埃及政府挫败了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到西奈半岛的计划。然而，在本轮冲突结束后，埃及民众将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严峻现实上，即物价飞涨、通胀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受全球经济下行与乌克兰危机影响，埃及正面临经济滑坡和粮食危机等现实挑战。截至2022年底，埃及已背负约1600亿美元债务。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预测，埃及本年度融资需求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尽管当前巴以冲突的范围仍主要在巴以双方，但其外溢影响致使本就下沉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旅游业方面，2023年10月以来，往返埃及的航空客运量同比下降25%，埃镑对美元汇率也不断下跌；能源方面，以色列叫停塔玛气田的生产使埃及天然气进口量从每日8亿立方英尺降至6.5亿，显著削弱埃及的国内供给与国际出口能力。

考虑到埃及的经济困境，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很可能会在冲突结束后利用投资、援助和贷款等方式鼓励埃及在加沙问题上发挥符合他们期望的作用。该政策在特朗普于2020年大选前为讨好国内保守派亲以色列选民而抛出的所谓“新中东和平计划”中已有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时期，为奖励埃及支持美国领导的联军，西方国家也曾减免其对IMF、世界银行等的债务，如今西方国家很可能将效仿这一措施。事实上，欧盟已宣布计划在未来数月内向埃及提供价值100亿美元的投资，“以助其经济免受新一轮巴以冲突和难民潮激增的影响”。IMF还考虑扩大2022年批准的向埃及提供30亿美元贷款安排的金额，以助其克服经济困境。展望未来，鉴于埃及对加沙地带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很可能将持续承受来自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要求其采取配合行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而这势必将使地区与国际利益博弈变得更为复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