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内部的“觉醒”

西方阵营的形成起源于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扶持与政治渗透。二战后，由于欧洲和日本迫切需要大量的重建资本，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乃至国家安全等诸多核心领域都广泛接纳了美国所主导的体系。美国、欧洲和日本围绕美元体系以及在该体系下构建的战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凝聚成具有共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西方阵营。在前数字时代的发展历程中，西方阵营大致经历了两次内部的“觉醒”。这两次觉醒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阵营的集团利益，但与后来数字时代的“阵营裂变”形成了关键的对照。

西方阵营内部第一次觉醒的标志是1976年牙买加会议的召开。牙买加会议达成的四个基本共识，即浮动汇率制、黄金非货币化、加强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地位以及增加国际信贷对发展中国家的倾斜，意味着欧洲和日本已经不满足于旧有西方阵营美国“一言堂”的格局。牙买加会议四个基本共识的达成，预示着西方阵营内部的第一次松动。

但牙买加会议只是一次“觉醒”而非“裂变”，因为以该会议为基础构建的牙买加体系并未从根本上撼动美国和美元的地位，西方阵营内部也未出现根本意义的分歧。美元体系在战后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对欧洲和日本的影响根深蒂固，资本作为当时的核心生产要素，依然牢固地维系着西方阵营间的利益平衡局面。

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开始，直至1993年欧盟的建立，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西方阵营内部的第二次觉醒。在这一阶段，日本通过巨大的国际资本杠杆取得空前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此时美国却长期出现了国际贸易逆差。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不顾所谓的西方利益，断然以签订《广场协议》的形式公开干预美元汇率，并由此带来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造成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几乎与此同时，带有高度独立政治意味的欧盟诞生，某种意义上宣告了美欧分庭抗礼时代的开始。

西方阵营在第二次觉醒期存在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调整和维系西方阵营的核心要素依旧是资本，但单一的美元体系已经被欧元和日元所撼动。第二，随着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不断增强，以及日本试图调整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政策，西方阵营内部的路线分野与利益博弈愈演愈烈。

数字时代下发生裂变的三大根源

进入21世纪数字时代后，西方阵营迎来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无论人们如何定义数字时代，但基于互联网的跨时空传输技术已经使得传统国际格局发生了一场“洗牌式”变革。战后国际社会所构筑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民族界限在数字时代开始逐渐消解，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美国、日本和欧盟感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新兴国家和国际组织，更来自西方阵营内部。事实上，在南极、北冰洋和外太空等多条赛道，西方阵营内部早已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只是这些领域的竞争仍然无法根本摆脱现实世界固有秩序的桎梏，因而并未对西方阵营产生数字时代般的冲击力。数字时代之所以催生了西方阵营的裂变，有以下三大根源。

数字秩序重构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在旧有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借助美元资本和政治霸权操控世界资源的运行和分配。这种世界秩序可称为现实秩序。在现实秩序中，除美国外的西方各国要实现对美国的“正面突破”成本高昂，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几近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无论数字时代被定义为“现实的数字化”还是“数字的现实化”，数字技术所创设的虚拟空间，将会使得法律规则、价值观、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诸多方面具备重塑的可能性，这已经成为了各国的基本共识。

在数字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被模糊，国家与社会的运行被数字化和可视化，传统的贸易、投资、医疗、金融、娱乐、媒体、教育乃至公权力行为都以更为精细和透明的方式呈现，数据已经逐渐取代资本成为数字时代的第一生产要素。传统的国际规则在新兴的数字社会显得滞后且僵硬，各国迫切需要围绕数字时代的现实需求重新确立秩序，这必然在西方阵营掀起一场破旧立新的改革浪潮，也为传统西方阵营走向裂变提供了根本性的社会基础。数字时代导致西方阵营裂变的本质，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对国际数字秩序话语权与主导权的重新争夺与分割。

数字利益冲突的必然性

在西方阵营中，美国是数字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响应数字时代最早的国家。早在1992年，克林顿政府就提出了“数字高速公路”计划；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首次定义了数字时代，并提出了数字时代对消费者、劳动者与政府的影响。随后，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北美数字贸易报告》显示，2018年和2022年，潜在的信息通讯贸易额已经分别占据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的50%和54%。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总量已达15.3万亿美元，蝉联世界榜首。发达的数字技术使得美国在数字领域长期占据领先地位，这直接促使美国形成以“确保数字流通的自由性”为基本原则导向的数字立法和对外数字政策框架，而数字流通的自由性又必然带来对他国主权的对抗效应。从美国的对外立法观察，无论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后来的《美墨加协定》，抑或曾受到美国保守派诟病、最终夭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以TPP为蓝本拟定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国都坚持将数据自由流通、放松数据监管、数据存储非本地化以及不得附加不必要的数据转移条件，作为与他国谈判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美国以分而化之的方式，单独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展开谈判，力求推行代表美国利益的数字经济秩序，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欧盟等盟友的反对。

欧盟的数字计划起步较晚。尽管早在1995年欧共体就出台了《计算机数据保护法》，但数字战略作为一项正式议程被提出则是在2010年5月。欧盟选择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数字发展道路。欧盟内部成员国的数字化发展程度不一，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和主权债务危机后，欧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备受质疑，欧盟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欧盟一方面力求在数字领域占据比现实世界更为有利的话语权地位，另一方面则推出了具有鲜明欧盟特色的数字政策，即“超强监管”。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2014年7月发表演讲时，称“加强利用数字技术和在线服务应成为欧盟的顶层战略”，但自2015年单一数字市场战略推出以来，欧盟始终在数字领域奉行全方位、高强度的监管理念，并限制数据流通的自由度。2018年，被认为全球数据最高监管标准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面世，标志着欧盟对数据的监管权达到了顶峰。其中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知识产权的数据化问题，还涉及准作品的数据保护、数据跨境流通的监管和极为严格的数据隐私权保护等问题。在这些领域，欧盟旗帜鲜明地对抗美国、加拿大等西方阵营国家，并在广泛的法院判决中对美国数据巨头实行严厉的数据监管与惩罚措施，苹果、微软、特斯拉、亚马逊、脸书等公司无一幸免。欧盟的强数据监管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欧盟政策的外部性和欧盟数据监管的全球性。在数字领域，欧盟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并衍生出了一套“欧洲价值观”。

美国的“自由化”与欧盟的“强监管”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对抗，并且这一对抗很可能会从法律规则领域扩展至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

世界数字格局的多元性

世界数字多元化格局也极大影响和促成西方阵营的裂变。以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东盟等为代表的经济体已在全球数字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开始全面寻求同发展中数字大国之间的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CPTPP的签署是最直接的表现。虽然现阶段美国依然在强行推行其“数字自由”和“去监管化”的理念，而欧盟也在强化其“数字主权”和“全球数据监管”的政策目标，但在与其他数字大国的碰撞中，美国和欧盟的方案都未能获得认可。

因而，西方阵营国家在世界数字秩序建构过程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领域维系其传统优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阵营国家间，国家利益显然超越了同盟情谊，根本分歧已经大于合作共识。在数字时代下，西方阵营的裂变似已不可避免。

（作者为广州商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法治研究院秘书长、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