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9日举行的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以55.69%的得票率战胜了中左翼执政联盟“团结为祖国”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希奥·马萨，当选为新一任阿根廷总统。

米莱被外界称为“阿根廷特朗普”，舆论场往往将之与特朗普本人和巴西的博索纳罗相提并论。在近几年拉美“粉红浪潮”回流的大趋势下，他从中突围、顺利当选无疑更具有震撼弹的效果。在提出了颠覆性的竞选纲领后，米莱能否带领阿根廷改变近乎绝望的现状，抑或是令全国笼罩在更大的不确定疑云之中？

看似夸张、实则务实：“奥派”经济学人何以突破“粉红浪潮”

“米莱现象”在阿根廷和国际社会引发轰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米莱本人被视为全世界第一个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念的总统当选人，尤其是在近些年拉美“第二波粉红浪潮”看似来势汹汹、多个地区主要国家左翼胜选上台的大背景下，代表极右翼的米莱以推翻庇隆主义的口号赢得总统大位，着实创造了该国乃至拉美地区的历史。

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自然离不开近年来地区和阿根廷国内形势。过去几年左翼力量在拉美多国通过选举上台的现象，的确给外界“左翼回潮”甚至“第二波粉红浪潮”时隔20年卷土重来的感觉：2021年，左翼政治人物在四个国家当选总统，包括要把智利这个“拉美绿洲”变成“新自由主义坟墓”的博里奇；2022年10月，卢拉力压时任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重回总统府，更成为这一轮左翼回归的高潮——拉美地区前五大经济体第一次同时由左翼执政，直至阿根廷出了个米莱。

然而正如“巴西报导”（The Brazilian Report）、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France 24）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分析，这次左翼纷纷上台的现象尚未形成对20年前“粉红浪潮”的重演：这一波执政的各国左翼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各不相同，同时本轮拉美左翼浪潮的驱动力是实用主义心态而非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自然也缺乏内在的协同作用。

基于这种心态，加上如今拉美各国左右翼日趋极化、激烈对冲、撕裂社会，在“粉红浪潮”尚未真正形成之时，右翼势力的抵抗与回应已经到来。从乌拉圭在2020年率先终结左翼执政，到今年巴拉圭红党顶住压力、继续执政，再到智利博里奇政府力推的新宪法草案公投失败，以及卡斯蒂略不得不从秘鲁总统府黯然退场……在米莱尚未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时，右翼“反扑”的势头已然显现。

不是因为信奉、认同什么，而是因为不想要、排斥什么，这是众多拉美选民实用主义逻辑的直观体现，也是他们投票选择某个政党或政治联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既可以解释左翼势力此前在拉美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原因，也能说明与之截然相反的现象：极右翼代表人物博索纳罗、米莱们胜选上台。简言之，选民的实用主义心态既可以把政治光谱任何一端的政治力量送上台，也可以随时用选票将其赶下台。

了解了这股“左翼浪潮”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便可理解此次米莱胜选最重要的因素，与之前巴西的卢拉、哥伦比亚的佩特罗等左翼“对头”无异，那便是国内社会对现状已经忍无可忍。参考英国广播公司（BBC）列出的几个关键指标，便可窥见阿根廷民众的处境：通胀率狂飙至140%以上，40.1%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外债超过2700亿美元（而可支配外汇储备不到45亿美元）。一个世纪以前名副其实的“白银之国”滑落至此，已然不是心理落差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能否免于饥饿这一社会安全危机的问题。

令阿根廷民众绝望的是，过去几十年历届政府的施政措施不仅未能成为挽救经济的良药，反而成为令国家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的毒药。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大纲领性口号为核心的庇隆主义，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的产业升级目标，反而因为运作效率低下、竞争力减弱、不切实际的福利政策令国家陷入了“外债高筑、超发货币、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其间民众因失望透顶而转投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如1989年上台执政的正义党领袖梅内姆），又因为削减开支、放开外汇管制、比索（阿根廷货币）挂钩美元等放任政策，导致本国财富流失、本土企业纷纷垮掉，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金融命脉的自主权，结果进一步把国家和民众推向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只有少数官僚与权贵资本阶层与国外金融和工业寡头尽享其成。现如今，左翼执政联盟（包括现任经济部长马萨）自去年就任以来承诺的经济改革不见成效，无力阻止阿根廷经济滑向“硬着陆”的边缘。

相比之下，米莱的竞选策略看似“疯狂”，其实非常有效：经济学家的专业背景契合了民众对于传统左右政党彻底失望后的心态，其“救世主”的形象对于经济状况大幅滑落的多数民众可谓最不坏的选择；第一轮投票结束后，米莱及时调整策略，既强调保障自由贸易的权利，又在社会福利政策议题中淡化了原有的激进观点，同时安抚工商界、农牧界和中间阶层选民。

加上首轮投票被淘汰的中右翼“变革联盟”候选人帕特里西亚·布里奇及该联盟的创始人、前总统马克里在第二轮投票前表态支持米莱，促成大批中右翼支持者选票流入，民众口中“宁把未来交给魔鬼，也不交给马萨”自然不再是气话，米莱的胜利由此成为现实。

“颠覆性主张”并不稀奇：米莱能否带领阿根廷走出困境

不可否认，米莱的竞选纲领乍一看不可能不震惊外界：关闭阿根廷央行，取消本国货币比索、改用美元，取消关税和外汇管制，实现彻底的资金与货物自由流动；裁并大部分政府机构（只留下不到一半的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大幅私有化（包括教育、医疗、国企乃至社会保障机制）；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和安乐死，放松枪支管控、赞成器官自由交易；外交上则全面倒向美国、西方世界和以色列……

这些施政理念看似疯狂、极具颠覆性，但也不能简单视为“疯言疯语”。米莱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他的竞选纲领更体现了典型的奥派经济学政策主张——对政府保持怀疑和限权（并压低相应的公共开支），在经济活动的全部环节都信赖自由市场的自发运行机制，保护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只是如今各国建制派领导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没有彻底推行，而米莱似乎要信誓旦旦地把这些理论和主张转化为改造阿根廷的切实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莱这个所谓的“阿根廷特朗普”其实和正牌特朗普不甚相同：受奥派经济学影响的米莱既然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包括贸易的过度干预，那么他自然反对庇隆主义以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为名、以关税为手段来限制自由国际贸易的做法，而这显然不同于动辄利用公权力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特朗普；至于大幅压缩政府职权、大兴私有化的理念，与特朗普也无太多共同点。美国和阿根廷的国情，自然更不能简单划等号。

透过米莱看似很“特朗普”风格的外在形象和乖张言行，他的施政计划甚至在阿根廷也不是原创。且不说奥派经济学在阿根廷的影响行之有年，早在阿根廷独立初期，该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外交家、具有“阿根廷设计师”之称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便在其1852年完成的代表作《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起点》中提出了践行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建立美国式联邦宪政、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观点，这本书的许多内容被吸收进1853年制定的第一部阿根廷宪法中。

在某种意义上，米莱要在很大程度上“瘫痪”政府职能、交给自由市场的做法，以及他对美国的向往，其实是在时隔170年后呼应了阿尔韦迪为阿根廷设计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二者在不信赖政府解决公共问题这一点上完全具有共同点（阿尔韦迪直言政府不可能比农民、牧场主、商人、工匠们强）。唯一的问题是，深受阿尔韦迪影响的1853年宪法推出后，阿根廷迎来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可重拾这套经典理念的米莱，能否带领阿根廷走出泥潭、重现旧日辉煌？

且不谈米莱的颠覆式改革是否有利于阿根廷的长远发展（毕竟既往的选择已令阿根廷人绝望），在正式就任总统之后，他要想真正贯彻其竞选纲领，达到想要的效果，外界也一致认为难度不小、实现的概率不高。

首先，虽然米莱成功进入总统府，但正如其它拉美国家胜选总统（包括左翼总统）一样，中央层面“朝小野大”的形势、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和国会少数党的地位，都决定了米莱的任何政策都会遭到国会传统两大势力——中左翼“团结为祖国”和中右翼“变革联盟”的挑战，而在拉美的政治生态中这种挑战不仅意味着对政府法案的阻碍，甚至有时会构成对总统本人地位的冲击。

另一方面，阿根廷建国的基础制度架构——联邦制又决定了该国地方政府（尤其是省政府）的权力极大，而目前阿根廷24个省级行政地区（包括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左翼的正义党一党便在其中半数省份执政，中左翼和中右翼联盟加起来更是掌握了至少四分之三省份的执政权。没有在任何一省执政的米莱阵营面对拥有切实自治权力的各地政府，其施政面临的掣肘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米莱贸然推行颠覆性改革的阵痛与风险，也可能引发他难以承受的短期代价。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减轻债务是历届阿根廷政府的目标，但之所以难以实现，自然是因为民怨沸腾、难以为继。在庇隆主义长年累月的影响下，政府及其管理的公共服务部门向来是阿根廷吸纳就业的大户，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报道，2011年至2022年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增长了34%，而私营部门同期只增长了3%。

在高度依赖政府直接解决和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阿根廷，米莱如果真的率先裁并半数以上的政府部门，在还没见到财政与经济收益之前，此举凭空增加的失业甚至贫困人口数量，及其引发的家庭与社会反对声浪，便足以成为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攻击他的有力武器。

作为曾在央行工作过的专业经济学家，米莱不可能不知道直接推行他那些口号带来的现实风险，目前来看他更大的可能还是回归务实、稳妥谨慎行事——只不过此举会让那些相信其口号、希望彻底打碎现状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也意味着快速的改变终究不会实现。对于米莱来说，无论是选择真的激进行事、然后撞得头破血流，还是选择仔细权衡、温和调整，效果都是一样，那就是颠覆性的口号终究无法转化为对国运的翻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在他的外交实践中也将逐渐得到体现。

米莱并非魔鬼，但也谈不上救世主。他迎合了阿根廷人迫切希望打破现状的心态，可摆脱现状从来不是一夕之功——今天的阿根廷，已然是阿根廷人轮番向古典自由主义、庇隆主义、新自由主义说“不”的历史结果。假以时日，他们会对米莱说“是”吗？如果并非如此，那他们还能对什么说“是”？

（作者为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