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主席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对于过去几年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的中美关系来说，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美，并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双方就不寻求经济“脱钩”达成共识。从现在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面临着宝贵而又短暂的窗口期。

尽管中美关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将会继续存在，双边关系不确定、不稳定，甚至恶化的因素也没有消失，但双方仍可以积极“塑势”，即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塑造有利的大环境，让中美关系不至于在大方向上迷失和漂流。美方一再提要为中美关系建立“护栏”，这是战术性的想法，而中国通过“塑势”的战略思维，不仅可以调动中美双边关系内部的积极动能，更可以激活地区和全球层面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化的外部动能，并且约束中美关系走偏负面动能发酵。

首先，中美关系双边层面“塑势”的突破口在经贸领域，激活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可以为真正避免经济脱钩提供良好环境。何立峰副总理与耶伦财长举行多轮会谈，强调为两国企业和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但由于双方均认为对方存在不公平竞争，所以需要通过谈判来减少认知上的误解。

事实上，中美两国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启了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就是为了减少中美经贸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后出现经贸摩擦的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来说，中美投资协定是为了引入“外压”来促进中美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型，为中美两国经济提供更为可持续的结构动力。

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中国同样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挑战。中美两国内部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投资协定谈判就是为了互相提供良性刺激，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

第二，主动迎接亚太地区一体化第二波高潮的到来，通过扩展和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地区层面上“锁定”中美关系航向，以防“走偏”。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特别是海上，面临着南海、东海和台海的三大挑战，以及三海联动的复合性潜在风险。在地区层面上，中美关系的走向不能任由上述负面动能成为左右中美关系的主流。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动荡某种意义上也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势头还不够强劲的反映。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地区主义在东亚蓬勃兴起，但2005年后，由于中日关系恶化等因素，地区合作动能减弱。过去10年来，东亚国家普遍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在地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东亚地区合作出现了新一轮高潮的到来。中国参与建设的雅万高铁不仅是印尼第一条高铁，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中老铁路则是将老挝从一个“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不仅带动老挝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且为将来整个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奠定了基础。东亚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带来了这些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增强互联互通的需求和热情，因此新一轮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必定充满内在生机与活力。

第三，中美关系可以从当前欧洲的战略认知重塑中获得启发。当前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观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促使其在安全保障理念上再次反思。一部分欧洲人认为，这是因为以军事威慑力还做得不够才引发了俄罗斯的“大胆行动”；但也有一部分认为，欧洲忘记了以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合作安全观，才导致了悲剧产生，他们主张欧洲应该回归1975年的“赫尔辛基精神”，重新把合作安全带回欧洲。

尽管后一种思维受到一部分国家和力量“军事威慑安全有用论”的强力压制，但它代表了欧洲在安全保障理念上的一种再次觉醒。冷战后，东亚实现了基本的和平稳定，依靠的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威慑力，而是以东盟为领导的合作安全观在本地区传播和实践。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实际上既是对于东盟的合作安全观的继承，更是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巨大飞跃。

中美也可以发挥政治想象力，合作为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贡献智慧。中国已经决定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这将为国际关系中解决争端提供斡旋、调解的新选项，也是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具体举措。在全球层面塑造各国通过对话、谈判、磋商、合作的方式来管控矛盾和冲突的习惯，将会对美国内部一部分想要单方面或者通过同盟网络解决争端的冲动产生巨大的约束力。

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美关系需要在积极“塑势”的进程中探索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期盼中美元首会晤后的中美关系能如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不仅为中美，也为东亚和世界架起通向和平和繁荣的大桥。

（作者为日本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