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战略思想过去20多年来一直有力指导着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伟大事业。近几年来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新冠疫情突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等因素出现，我国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有所增加，但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等形势下，我国仍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面对风险挑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比起其他很多国家，我国的发展环境和态势都要更好，总体上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原因在于，战略机遇期是动态的，不是只在某一种状态和路径里才有。以往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构建了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既减少了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又增加了促进中国发展的经济、技术、人文等资源。就此而言的战略机遇期确实正在稀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国家近些年来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对立加剧、政治撕裂显性化等难题，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心平气和地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重视试图向中国甩锅和转嫁国内矛盾，把中国描画成内外政策失当的替罪羊，无厘头地来找中国麻烦，这种情况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持续。

但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来自西方的市场、技术、管理经验和教育资源等，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间里起着“雪中送炭”作用。但现在，随中国自身发展壮大和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显著变化，它们更多已是“锦上添花”，不会因为这些方面有缺就断了生机。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以往这个外部环境主要指向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但现在，与更广大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我国整体对外关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对中国建构良好外部环境也愈发重要。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后者也需要中国，这种长期良好而且只会变得更好的“双向奔赴”，使得个别西方国家臆想的那种中国陷于孤立、国家发展失去外部依托的局面永远不会出现。现实也正是如此，不久前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西方国家大多缺席，作为大多数的“全球南方”国家政府代表却积极来到中国。

夯实和加大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对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在政治层面，还关乎经济及其他层面。时至今日，从全球实物贸易来看，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实际上已初步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同时还要看到，这个“全球化世界”不仅从事生产和输出，还是终端产品的接收消费者。以往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作用，就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巨大的商品输出市场，这个市场对当前中国仍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近些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可以想见，“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越来越重要。与之相应，持续维护和发展好与广大南方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

需要认识到，战略机遇期不是自动产生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主动塑造。有没有战略机遇期、有何种的战略机遇期，既要看时代赋予的“运气”，也要看自身如何去构想和营造。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与国际社会接轨、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相对之前就是一次积极大胆的主动塑造；当前在美国对华构筑“小院高墙”、意图阻断中国发展时，中国提出和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夯实与南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也是根据新的时代新的情况做出的重要调整。中国与南方国家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客观而言也是在为中国自身发展开拓新的广阔空间。

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仅看过去的存量也是不够的，还需做好增量。这个增量一方面是由变动中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提供的，另一方面也在于如何认识和发掘好自身潜力。过去几十年间，外来技术、外部市场、国外管理经验和教育资源等很好助推了中国发展，转到今天，中国已培育出工业化国家中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源也通过教育普及而变得充沛，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已是改革开放初期时的4倍以上。

在过去更注重国际大循环的时代，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存在一定程度的被低估和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情况。近年来，我们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在为中国的发展塑造新的动能。这一转变不会那么轻轻松松一帆风顺，需要突破之前形成的一些惯性力量制约以及其他各种困难挑战，但从以往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又是后起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途，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就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成长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技术强国。中国在这方面也还有着大量文章可做，这也构成了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另一重要基础。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