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10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于2006年，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已发展成为全球重要安全对话平台之一。

10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香山论坛上，围绕中美关系发展大趋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接受新华社《中外名家说》栏目记者专访。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专访内容整理和扩充而成，供读者参考。

新华社：我们说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尽快的止跌回稳，令中美关系回到一个健康平稳的发展轨道？

郑永年：中美关系，它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的世界秩序的两根柱子，一根都不能少。没有中国的合作，即使美国跟他的盟友联合起来，也没法维持跟重塑国际秩序。目前世界的乱局，都跟美国多少有些关系，因为（美国）想去构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两国如果合作，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两个不合作、闹分裂，那么不仅对中国美国两个国家不利，对整个世界也不利。

在这两天讨论中和前几天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一直在强调，今天国际秩序出现乱局，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缺乏合作。今年初我们提出来的三个倡议，即“全球安全战略”“全球发展战略”和“全球文明对话倡议”，目标都是推动和促进全球合作。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在经历了几波的全球化之后，大家是互相关联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最近几年，像美国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开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争，这些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也损害美国本身的利益，更损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逆全球化。

我们学国际关系的都知道，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卫生组织（WHO）、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等，这些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都是好的国际公共品。这些好的国际公共品，大国有责任提供，大国不仅要支持这些公共品，还要多提供这些公共品，这个世界秩序才能维持。

但是，今天这样好的国际公共品越来越少，人类面临太多的坏的国际公共品，像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核扩散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要看大国之间能不能有效合作。因此，大国不能太自私，不能只看重自我利益。整个国际秩序好了，对大国有利，对小国也有利，所以合作是关键。

像这次香山论坛的主题是，我们叫“common security”，共同安全。为什么不用西方一直所说的“collective security”，集体安全呢？因为西方所说的“集体安全”，就是团团伙伙的安全，就是拉帮结伙的安全。那么你拉帮结伙后，你（帮派内部）的安全保证了，那帮派外面的安全，其他国家的安全呢？

我们国家践行的多边主义，跟美国的多边主义不一样。美国搞的多边主义，它也是所谓的“collective”，是集体的，但是是排他性的（exclusive），以我为中心的，是针对第三国的。我们强调的是包容性的多边主义，针对的是这些成员国大家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关切，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是个前提，建立在包容性多边主义之上，才能做到共同安全，才会实现持久和平。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比如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绝对安全，以色列安全了，那其他周边的国家都不安全了。东亚也是一样，美国的长臂管辖，也是说为了保护自身国家安全。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其他国家要怎么办呢？

新华社：那您认为在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管控这个中美关系？避免这么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发展成对抗甚至是冲突？

郑永年：现在中美关系，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美国的内政乱局。我一直认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局面，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牺牲品。从历史上去观察，美国国内发展好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信心的时候，中美关系就搞得好。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国内层面表现为民粹主义的盛行，国际层面表现为民族主义——都是美国“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美国内政乱局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其自身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美国在前面一波全球化里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的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导致中产阶级萎缩和政党分裂。反映在政治上，就变成了“为了否决而否决”。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是一体的，美国的这些政客，国内的事情搞不定就搞外交。美国从来不反思自己。从特朗普就开始说美国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认为是中国“偷”了美国的工作、“偷”了美国的技术。美国就是把责任外推给其他国家，把内部矛盾外部化。但经验地看，内部矛盾外部化不仅仅解决不了国家内部的这些问题，反而在恶化内部问题。

第二个原因在于美国的“代议制民主”。美式代议制民主强调“政治竞争”和“两党权力轮替”。然而，近年来美国政治的种种乱象证明，美国的“人民代表”非但没有“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反而致力于通过民主运作、特别是选举来争夺权力。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只照顾到他的选区内的利益就行了，不会考虑国家利益，甚至党派利益都没有考虑。可以说，美式民主已经与美国社会脱节。如果想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话，美国需要更懂得这个世界。

美国在1870年代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以后更是发展迅速，而现在的美国已经很难维持这种状态。反观其他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在高速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被西方邀请成为世界领袖，是美国的高峰期，美国可以认为“我是世界”；在冷战期间，美国还至少是“半个世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下的一霸多强的单极体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到现在美国连“半个世界”都很难维系。所以希望美国的政治人物还是要客观一点。

新华社：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形成，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秩序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全球南方的兴起主要因素是什么？

郑永年：全球南方兴起的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南方自身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和愿望，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公正。“全球南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其实更多的是泛指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指南方，也包括了北方一些国家。但是总体来说，这是南方的概念，因为西方国家都在北边，正好对应了地理位置上的北方和南方。当然不是说北方的任何国家都是富裕的，其实北方也有很多贫困的国家。总体来说，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在崛起，但是他们在国际组织、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很少、代表性不足，这也表明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公正。

第二个因素是世界南北发展的两极分化，国际层面上难以彻底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总体来说，南方国家还是比北方国家贫困。就对西方的关系而言，南方国家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这有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绝大部分的地区都曾沦落为西方殖民地。194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不再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实现了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思路，学习西方的模式。而几十年过去，很多南方国家还是没能发展起来，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更加迫切。

此外，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发达国家垄断了财富，垄断了发展机会，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发展机会。打个比喻，以前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可以延伸到国际社会。北方国家发展起来后垄断了发展，南方国家还没有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在过去数十年里，很多南方国家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变得更贫穷了，比如非洲，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那些南方国家变得更贫困了。

中国可能感觉不到这些差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约50%。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贡献率也达到约30%。国际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帮助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对世界扶贫率的贡献达到70%以上。这表明其他国家并没有能完成脱贫任务，联合国的千年计划也没有能实现。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的发展给全球南方带来希望。中国在全球南方中处于非常关键甚至核心的位置。中国的成功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际议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正因为这一点，让美国很害怕。近期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令把中国“开除”出全球南方国家，宣布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这十分荒唐，因为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是另一个国家界定的。

中国改革开放45年所取得的成就，所获得的发展经验，包括去年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都给全球南方一个很大的希望。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为那些既想追求发展又要保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共通的地方，同时也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是多元的。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也承认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新加坡式现代化。我们强调每一个文明、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追求方式是多元的。同样追求现代化，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不同的方式去实现。

第二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文化传承。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时候，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经验地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它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第三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一个选择，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它国家之上。

更重要的是第四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相学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的政党，国家是学习型的国家。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也向非西方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并不是照抄照搬。这可以对应到习总书记所说“鞋子论”——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穿的人知道。

新华社：您认为我们当下应当怎样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力量，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郑永年：十八大以后，尤其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不仅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找到了一条通往世界发展的道路——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围绕“一带一路”的金砖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金砖国（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丝路基金等等。“一带一路”倡议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向世界提供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国际公共品。

“全球安全战略”“全球发展战略”和“全球文明对话倡议”，为什么今年提出这三个倡议呢？它们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就安全与发展来说，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没有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一个没有发展的世界会变得不可治理。美国现在推动泛安全化，在阻碍发展。比如巴以冲突，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暴力冲突都跟贫困有关系。贫困的地方，就容易暴力丛生。

那么，如何实现“发展安全”和“安全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对话。“一带一路”可以把这三个倡议结合起来慢慢形成一条非常系统的对外发展道路，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当下我们并非没有能力和技术来提供足够多好的国际公共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之间缺乏国际合作。一些大国以自己为主，过度强调权利，忽视责任。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