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与以色列：从敌对到缓和

四度大打出手。从1948到1973年，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打了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在前线血战，沙特等产油国在后方发起石油禁运，成为阿拉伯团结的历史高峰。但此役过后，埃及意识到难以战胜以色列，转而与以签订和平条约，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没了埃及这个军事强国的参与，阿拉伯抗以联军便成绝唱。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范围基本局限于黎巴嫩。

现实考虑胜出。阿拉伯联盟曾宣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但即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日益强硬，却无碍其继续扩大阿拉伯朋友圈。2020年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美国的大力撮合下，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与以色列建交，苏丹承认了以色列，沙特也启动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并有可能为此从美国获得强化安全保障、协助发展核能等诱人回报。有分析指出，这体现了阿拉伯国家从泛阿主义向国族主义、从重视安全到聚焦发展的转向。

伊朗与以色列：从伙伴变仇敌

曾经抱团取暖。冷战初期，伊朗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以色列的宝贵伙伴。伊朗向以色列供应石油，以色列则曾协助伊朗开发先进导弹。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波斯人和犹太人都是少数乃至异类，抱团取暖成为当时伊以两国的共同选择。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色列瞬间从伊朗眼中的盟友变为“小撒旦”（“大撒旦”指美国）。但双方合作没有马上中断。彼时，以色列将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视为更大威胁，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还曾向伊朗提供了大量武器。

当下斗法不断。直至以色列认定伊朗秘密开发核武器，两国才彻底成为了死敌。双方之后的斗法情节堪比电影大片。以色列情报机关从伊朗盗出了半吨文件，据此指控伊朗在伊核谈判中撒谎，还被传是暗杀伊朗核科学家和用电脑病毒报废离心机的幕后黑手。伊朗则通过组建“抵抗阵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组织与以色列进行对抗。近年来，中东出现“和解潮”，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却是个显著的例外。

阿以联手遏伊。对以色列而言，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关乎其生死存亡。对伊朗而言，反美反以是其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招牌，不可能轻易放弃。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缓和，也有联手遏制伊朗的浓厚色彩。阿拉伯、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友关系与伙伴阵营，就这样走向了历史性的翻转。

阿拉伯呼吁停火

不情愿的站队。本轮冲突重燃以来，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愤，各国政府出于道义责任与民意压力，拒绝在西方和以色列压力下谴责哈马斯，而是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埃及、约旦还取消了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借此抗议加沙医院遇袭。但这很难转化为对哈马斯更实质的支持。毕竟，多数阿拉伯国家并不喜欢哈马斯，忌惮其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且与伊朗关系密切。与前四次加沙冲突类似，阿拉伯会声援、会出钱，但不太可能组织联军或者禁运石油。

扩大化的输家。多数阿拉伯国家呼吁立即停火止战，因为它们将是战争扩大、升级和失控的输家。黎巴嫩本身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无法再承担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全面冲突的代价。埃及、约旦自身经济困难，无力接纳更多巴勒斯坦难民。沙特则不希望冲突为其经济转型蒙上阴影——从过往经验看，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加入战局、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恶化，最先受到袭击的往往是沙特等海湾国家。

伊朗以攻为守

有限军事行动。伊朗是冲突中的关键第三方，不仅长期支持哈马斯，还已经动员了其他武装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迫使以色列疏散了北部数万居民；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连遭无人机与火箭弹袭击，20余名美军受轻伤，1名承包商因心脏病突发身亡；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4枚导弹与15架无人机，只是在击中目标前遭美国航母战斗群拦截。但以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的实际战力衡量，上述攻击的范围和烈度是较为克制的。伊朗自己也没有参战，这使当前冲突局限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并未升级为主权国家间的战争。

“避免子弹打光”。巴勒斯坦问题重回中东核心、阿以缓和暂时停滞和国际油价走高的局面，能令伊朗获得战略收益。而且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地理上分处南北，真主党的行动能将大量以色列兵力牵制在北部，从而减轻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但伊朗同样有阻止冲突升级的强烈动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表示，伊朗不是哈马斯突袭的主使者，折射出伊朗不愿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报复。伊朗外长也明确表示，“抵抗力量”的袭击是先发制人，意在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毕竟，一旦地面进攻打响，伊朗长期支持的哈马斯乃至黎巴嫩真主党，都有可能遭到严重削弱，而伊朗也将失去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目前看，似乎没有人想要“第六次中东战争”，希望这不会是事与愿违。

（作者为现代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