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正处于摆脱通缩的转折点”——日本政府8月29日发布《2023年度经济财政报告》时对其经济做出了新定义。此前，日本第二季度统计数据（第一次速报值）的年化实际增长率高达6%，尽管很快又修正为4.8%，但也属较高速度，同期美国为2.1%。日本股市最近也是行情不断高涨，7月3日的日经平均股价一度创下33753点，已接近泡沫经济时期的高点。已故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曾提出“30年周期论”，预言日本经济将用30年时间过渡到“新的制度体系”，难道这一判断就要变成现实了？

股市一路高歌猛进

近些年主导日本经济政策的“安倍经济学”最直观成效就体现在股票市场上。目前，日经平均股价已是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年2012年底（10395点）的三倍以上。当时，作为“安倍三支箭”之一的“大胆金融宽松”政策成功阻止了日元持续升值趋势，日元汇率从当时1美元兑85日元迅速下滑，并很快跌破120日元。就股市而言，除了日本央行的“贡献”（持有ETF超过61万亿日元）外，外国资本截至2016年净买入额超过20万亿日元，对日元贬值也“功不可没”。

最近，美国的贝莱德、英国的施罗德和法国的东方汇理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均把日本股市投资评级从“减配”（Underweight）上调为“中性”。今年初以来，以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施瓦茨曼为代表的华尔街大佬们也相继访问日本，对投资日本表达了强烈意愿。捷足先登的巴菲特于4月在东京宣布，将把2020年购入的伊藤忠商事等五大日本商社股份从5%提升至7.4%，市值超过1.9万亿日元。据日本财务省调查，仅在2023年4～5月的九周时间里，外国投资者的股票净买入额就达7.4万亿日元，日经平均股价创下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后33年来的新高。

日本上市企业净利润也在攀升，有望连续三年创新高。日本经济新闻社对在东京证券Prime市场上市的1103家公司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上市企业2023财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6%，继续创下新高。以丰田公司为例，2023年4～6月的合并利润首次突破1.3万亿日元，创有史以来季度最高值。

企业转型见成效

自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曾因雇佣、设备、债务等“三大过剩”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经营困境。如今的日本企业，依托日本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战略转型、业务重组、经营模式转换和加速国际化等努力，正重新构建国际竞争力。首先，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稳健。当前，日本全行业（金融保险业除外）企业的自有资本率平均为40.8%，制造业更高达49.8%，远高于美国企业。其次，利润剩余不断增加。2022年日本企业（金融保险行业除外）总利润剩余已升至554.7万亿日元，相当于2000年近三倍。第三，平均盈利能力超过欧洲企业、逼近美国企业，全行业经常利润率升至6%，制造业则保持在7.9%的水平，大型制造企业更是达10.6%。第四，国际化经营成为典型特征。当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已突破2万亿美元，制造业海外生产占比35%、海外销售占比38%。由此而带来的庞大规模对外投资收益成为日本经常收支的支柱，2022年度日本经常收支达35万亿日元，有效冲抵了日元贬值带来的巨额贸易赤字。

技术依然是日本企业的“杀手锏”，助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保持“存在感”。在科睿唯安2023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排行榜中，38家日本企业入选，远超第二位美国的19家。另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20年调查，在全球占据60%以上市场份额工业品类中，日本有220个，超过美国（99个）、欧洲（50个）和中国（44个）。

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最近，一场突发的大罢工揭开了日本经济的“伤疤”。8月31日，位于东京繁华区池袋的十合·西武百货公司因罢工而关门歇业，超过900名员工参加了此次“60年不遇”的罢工，原因是担心公司被出售给美国投资基金后自身利益难保。事实上，自从迈入平成时代（1989～2019年）以来，日本劳工地位确实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造成社会迅速分化。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劳动改革占据了重要位置。为帮助企业解决雇佣过剩问题，“自由化”和“流动性”成为劳动改革的两大口号，结果是出现了派遣员工为主的所谓“非正式员工”，其工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约60%，而且，由于没有了年功序列保障，也失去了工资逐年上涨的传统特征。如今，日本非正式员工规模已达2090万人，就业总占比为36%，彻底瓦解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根基。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相对贫困问题，到2021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升至15.4%，也就是说，每6.5人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

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家庭平均储蓄额为1900万日元，其中27%的家庭实际处于“零存款”状态。由于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仅为约14%，当前的股价上涨不仅不能为多数人带来财富，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此外，由于日元贬值造成输入型通胀，创纪录的物价上涨对国民生活构成巨大压力。总务省调查显示，6月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4.2%。高通胀也已威胁到人们的实际收入，日本实际工资收入连续15个月下降，工资上涨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日本企业也出现严重分化趋势。以此次爆发罢工的十合·西武百货公司为例，十合和西武原本分别是大阪和东京的两家代表性百货公司，30年前仅西武的销售额就高达3000亿日元，与三越百货不相上下。泡沫经济崩溃后，IT革命、电商崛起严重冲击了传统百货业，陷入困境的西武试图与十合百货抱团取暖，经营失败后被7&i收购，如今又面临被转让给美国投资基金的命运。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堪忧，由于人手短缺、物价飞涨，今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中小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三成，已超过4000家。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日本实施的金融宽松政策也掩盖了社会面上存在大量僵尸企业的事实。

新风险与传统风险叠加

高通胀风险正在成为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2022年4月以来，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及日元汇率骤贬冲击，日本进口原材料价格大涨。为转嫁成本，企业被迫提高终端产品价格，导致输入型通胀迅速蔓延。为了应对物价上涨，2022年5月和12月日本通过了两次补充预算，动用财政规模分别为2.7万亿和28.9万亿日元。在2023年3月通过的总额高达114万亿日元一般预算支出中，物价应对预备费仍高达4万亿日元。《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9月进行的民调显示，“控制物价”已成为国民对政府的“最大期待”。9月20日，岸田文雄首相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披露，应对高通胀将成为新经济对策的核心支柱。

与高通胀相关联，日元贬值风险也成为困扰日本经济的新难题。眼下，日元汇率已逼近1美元兑150日元大关。日本央行的数据则显示，当前实际有效汇率为74.31，“日元实力是53年来的低点”。造成日元购买力下降（输入型通胀）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央行执行的金融宽松政策，日本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施货币宽松的国家，导致日元兑多种货币不断贬值，也造成日本国内购买力的实际下降。于是，日本金融当局的主要任务从过去避免日元升值逆转为避免日元贬值。据媒体披露，2022年9至10月日本曾动用超过9万亿日元巨额资金进行外汇干预。

事实上，日元贬值主因是其与美元之间存在巨大利差，而日本银行不敢轻易加息，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要退出宽松政策。近年日本新发国债规模不断攀升，2020年一举突破108万亿日元，债务总额高达1270万亿日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61%，远远超过世界各国。由于央行成为国债主要接盘者，其资产负债表不断膨胀，目前已达743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32%，是欧洲央行（58%）和美联储（32%）的2～3倍。这种“非正常状态”导致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叠加。财务省指出，“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政府偿债负担就增加3.7万亿日元”。这才是日本央行迟迟难以退出宽松的主因。

作为困扰日本经济结构性难题的少子老龄化也在持续恶化。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人口形势越加严峻，2022年出生人数首次跌破80万，总和生育率（一国每个育龄期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降至1.26，2023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仅为37万，创历史新低。与此相对照，65岁以上老人增至3627万，人口占比达29%，社会保障给付费升至134万亿日元，过去20年来扩大了1.6倍。老龄化还拉低了GDP的潜在增长率，加剧劳动投入减少、资本储蓄缩减、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问题。当前日本潜在增长率为0.3%，仅是泡沫经济时期的十分之一。

总之，日本经济从数字上看确实处于复苏中，但却面临着新旧风险相互叠加的问题，形成极其复杂且严峻的环境。尤其当前世界经济有陷入“超级泡沫化”的趋势，全球债务余额已达30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额的336%），作为唯一没有退出金融宽松的日本经济显然将面对更为困难的境地。一言以蔽之，在退出金融宽松之前，日本经济难言真正意义上的复苏。

（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