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倏忽间已10周年。自2018年中方提出共建重心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以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被越来越多地强调，迄已经成为其要务。

纵观10年，“成就昭著、挑战凸显”可概其大端。值此第二个10年之肇端，当须总结既往，直面挑战，擘画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在短短10年间所取得的成效及其发展势头昭示，它当属中国史上全球影响最大的外交倡议，并多方面、深幅度地影响中国本身。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了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围绕互联互通，在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共建国家民众的“心联通”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商共建共享”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拓展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2021年以来，围绕“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共建新要求，中国陆续推出了“三大倡议”，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安全倡议将2014年推出的新型亚洲安全观扩展为新型全球安全观，其核心均为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文明竞合时代各个文明间相处的中国方案。

“三大倡议”与美西方“小院高墙”式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构成了鲜明对比。“一带一路”能在全球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仅因为给共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增进民众福利，还因为唤醒了共建国家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对“丝绸之路”的认同，这在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东南亚都有表现。国家间的交往，认同的力量常常超过物质利益。

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诸多挑战。要而言之，对“一带一路”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美西方为代表的消极势力，共建国家与中国自身。

由于基督教价值观的局限，加上西方文明数百年辉煌的相对衰弱，美西方对任何非西方文明的崛起都难免心存忐忑，因此对源自中华文明的全球性“一带一路”倡议，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与抵触。而在当今时代，对付中国难以重拾他们既往擅长的非和平手段，以“文明与和平”的手段“既打压又效仿”就成了现实选择，为此一方面构建各种功能领域的排他性俱乐部，一方面推出各种“计划”与中国竞争。

共建国家由于国家治理效能、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利益集团的牵制，加上美西方的影响乃至施压，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心态产生了某种变化。中国自身则对共建国家的研究与了解程度不够，随着共建进程的推进，一些潜在的问题凸显。中国在共建项目的选择、建设及其效能发挥上也存在一些不足。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于人员、投资、信息与货物跨境流动也有明显的阻碍。这些共同影响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纪工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重在长远效果。因此，面对挑战，下一阶段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首先要求中国保持战略定力，评估利弊因素，扬长避短，稳步推进共建进程。

美西方消极势力的行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干扰因素，但难以消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活力。中国整合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效能、产业种类的规模与完整性、产业链向海外延伸乃至移植的能力、对共建国家内政的尊重、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性，不断强化、对接共建国家的认同与获得感，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对于共建国家，中国有必要进一步体认，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首先是各个国家自身的责任，中国无法“包打天下”、无差别地进行“全球扶贫攻坚战”，只能“有选择地共建”：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对方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心态，选择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开展共建活动；在共建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共建国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一些地区、一些国家、一些项目，在严谨评估后要果敢地“断舍离”，以便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四个重点”上。

对于中国自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智力支撑。历史地看，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区域文明，对其他文明的认知整体上有待强化。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各个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对重点地区与重点国家的研究，以便补齐“知识短板”。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为此奠定了学科基础，但还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因应实际需求。在此过程中，类似“鲁班工坊”这样的小而美项目，还需要大力挖掘与“提级升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