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自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攻势以来，以色列已有1400多人丧生，超过120名以色列人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另一方面，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至少245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炮击和空袭中丧生，受伤人数已达9200人。随着冲突进一步加剧，死伤人数仍在分秒扩大。

更为严峻的是，以色列军一边空袭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边在加沙的边境围栏上集结，部署进一步的地面行动。同时，这场血腥冲突的影响不止于巴以境内，已蔓延至黎巴嫩和地中海。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部署到该地区，与已经抵达地中海的“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空母舰一起，以示对以色列的支持。据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机构称，据估计，在与以色列冲突的头七天内，有100万加沙人流离失所。

如果局势不能扭转，巴以这一对已经持续75年、历经五次中东战争的历史宿敌今年极有可能打开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潘多拉魔盒”。在当下以色列与中东各国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不断交织、深化，以及西方国家更多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干预的背景下，作为在地缘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均能保持绝对中立的客观外部力量，中国有必要且有能力阻止战争升级、缓和局势，避免出现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继而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巴以冲突源于全球权力格局

重塑与内部分化等多重因素

世界体系本质上还没有脱离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大国权力格局主导着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进程。联合国是二战后人类社会吸取战争教训得来的宝贵国际公共产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大国多边协商机制首先确保了世界主要几个大国之间可以通过一个公共的平台进行对话协商，大国之间只要有着避免冲突的共识就能够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即使在美苏冷战时期，美苏即使保持着对抗，也还是坚持了不发生直接战争的底线，美苏两大阵营都有效管控了其势力范围内的阵营国家，维持了世界体系相对的“冷”和平。但是，国际权力格局已经今非昔比。

（一）绕过“联合国”的美国单一霸权难以维护世界和平

苏东剧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霸权，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当得很不容易，维持其所定义的“rule by rule”世界秩序，要支付极其昂贵的代价。美苏冷战时代，各个阵营还是愿意给超级大国交“保护费”，现在没有了主要对手，没有多少国家愿意给美国交保护费，美国显然无力承担霸权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不管是以反恐名义深陷阿富汗战争还是介入中东冲突，还是维护北约集体安全和东亚遏制中国，美国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多次要挟退出国际组织、胁迫北约和其他盟国追加成本分摊。拜登总统上台之后，这一情况并没改善，缺少了联合国的作用发挥和其他大国的支持，美国仍然难以依靠自身霸权有效维护世界秩序。美国和众多西方大国如果继续抛弃联合国机制，将会继续加速国际体系的动摇。旧的体系一动摇，以往被这一体系制约着的各种地方化、区域化的力量，无论是国家或是非国家行为体，都能够找到机会，涌现出来，造成世界局部区域局势的持续乱斗。

旧结构的摇摇欲坠已经导致了冷战以后冲突频发。从这个角度看，俄乌战争可以说是全球权力格局重塑进程中的第一波冲击，现在巴以冲突成了第二波冲击。尽管美国有强大的意愿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但其已经没有能力承担昂贵的成本，维持不了和平的国际秩序。如果不能尽快恢复联合国主导的主要大国多边协商机制，今后更多的区域威胁冲突都会涌现出来。

（二）世界各国正在承受“认同政治”的糟糕后果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带头搞起了“认同政治”。“认同政治”包括对性别、民族等的认同，这既可以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组织上，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背后的基础是“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结果就是把一些物质的、世俗的东西尤其是领土，都高度神圣化、图腾化、情感化。对于领土的纷争，如果一旦上升到“认同政治”的高度，转化为一种情感性的认知信仰后，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涉及的国家都会用“圣战”的概念赋予自己发动或者从事的战争行动予崇高的道德内涵，政治和意识形态极端化势力就会占上风，大大提升军事冲突代替和平协商的可能性。

（三）巴勒斯坦政权内部分散乱治引发对外冲突

巴勒斯坦的国土被以色列从中横切成了两块：一块即约旦河西岸，面积稍大，约为5655平方千米；另一块则是地中海边的加沙地带，面积远小于约旦河西岸，仅365平方千米。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一东一西，在地理上彼此分离，也形成了巴勒斯坦内部两大权力集团，法塔赫和哈马斯。法塔赫的主张较为缓和，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愿意开展和平谈判，认可以色列的生存权；哈马斯则极为激进，反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坚持通过持续的武装斗争，终结以色列的占领，并反过来要将其彻底消灭。巴勒斯坦内部两大势力互相分离、争斗。哈马斯凭借其激进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对现状不满的巴勒斯坦年轻人的支持。在2004年法塔赫与巴解组织的时任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后，丧失领袖魅力的法塔赫愈来愈难与哈马斯争夺民意。一个国家、两股势力、两个政权，内部政治的对抗分化造成了巴勒斯坦难以有效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形成共同的国家意志，内部矛盾反而加剧了外部行为的极端化。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国际社会多年来都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但内部的高度分化使得这一进程无法实现。

世界各国持续分化的立场

无益于快速止战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对于本次冲突的表态与举措看，可以明显看到国际社会缺乏能够促进冲突尽快解决的共同立场。具体而言：

本次冲突的当事方和邻近国家的对立还在加剧。作为冲突初期的受害方，以色列开展了坚决的反击行动，并于近期显著扩大了进攻范围。以色列再次实施“集体惩罚”（collective punishment）策略，即要求加沙北部约110万巴勒斯坦居民撤至南部，并启动不再区分平民与军人的地面进攻。以色列的反应显然是情感政治的一种表达，很容易在当前局势下进一步受到宗教分歧、历史纠纷、社交媒体、国内动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也加剧着冲突的升级和情绪的失控。目前黎巴嫩、约旦、埃及等周边国家均以不同方式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救援和帮助。

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的立场难掩自身地缘战略考量。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多位西方国家元首均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立场，欧盟于15日也以共同立场和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尽管上述国家内部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声音和游行，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总体上强调的仍是与以色列的团结。相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俄罗斯、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家对本次冲突的反应是不同的，其中俄罗斯指责美国的中东政策，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平民死亡人数“灾难性增加”表示担忧，印度和日本并未像美国那样站在以色列一边，而是更多对加沙地带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表示严重关切。总体上，上述主要国家对地缘政治利益的差异化考量无助于巴以和平进程的实现。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广泛且显著的分歧。其中以非洲各国政府的态度最具代表性。除阿尔及利亚、南非等国家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外，非洲联盟委员会也指责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但相对地，肯尼亚、赞比亚、加纳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选择与以色列的立场保持一致，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并不统一。

如果世界各国都按照过去五次中东战争的立场与态度来看待本次冲突，那么促进和平的努力将于事无补。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持久和平需要包括大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更大力度的介入，也需要地区国家更具共识的措施予以推动。如果大国之间、地区国家之间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与妥协，那么冲突无疑还会继续升级，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很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

为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升级，

中国应当有所作为

巴以冲突似乎证明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各个国家都有穆斯林，如果将世界发生的冲突都归结为文明之间的战争，会引发各类文明的国家和组织主张自己的权力和意志，那么这个世界将乱斗不止。特别是受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加上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冲击，很多国家的内部经济发展受阻，贫困人口增加，发展中国家纷纷抱怨自己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怪罪于现行的世界秩序不公平。如果不能够建构起世界大国协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秩序，极有可能发生各国内部问题的继续外部化，从而引发世界新一轮的动荡冲突。针对当前巴以愈演愈烈的冲突，为了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甚至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能力发挥积极的和平建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具有其它大国所没有的特性。

一是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文明，不存在宗教意义上的“排他性”和“极端化”，中国文明强调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和平理念，其突出特点是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基于这一特性，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够较为让人信服地做到道义上的公平公正，而非基于西方或是中东少数国家基于宗教信仰的公平，中国文化所秉持的道义公平观更有利于理解目前巴以双方的实际处境和利益诉求，更好地推进双方的和解进程。

二是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没有历史恩怨和宗教仇恨，能够站在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上推动各方坐到谈判桌上来。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先后被英国、美国和苏联等霸权势力染指，中东地区的历次冲突背后都有大国的介入和深刻影响。中国从来没有深度介入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和利益争夺，且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地缘政治野心。以中立调停者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面，能够获得中东各国的信服和尊重。

三是中东对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影响。中东地区关乎中国国家能源进口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繁荣共建，确保中东地区安全稳定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且中东在地理上位于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区域，为亚欧非三大洲结合部，如果中东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肆虐，势必蔓延至中亚和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对我国打击“三股势力”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四是中国已经显示有能力推动巴以和平调停以及后续的和平进程。中国的一贯主张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坚定为和平，为世界各国做出了表率。不久前，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中东地区宿敌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在断交七年后签署协议，同意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中国的这一外交举动已经赢得了世界对中国外交能力的刮目相看，更赢得了中东国家的尊重。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全力促成巴以和解。

结语

外交部长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中指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没有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和解，就没有中东和平。”这一论述无论是在总体目标和立场都是让美国乃至世界都认同的，也是目前推动调停巴以冲突、实现中东地区长久和平的关键举措。

为尽快阻止战争的升级，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中国可以积极地在三方面开展有效工作：一是开展与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和中东主要国家伊朗、沙特等的多边外交斡旋，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共同敦促有关各方停止战火，避免人道主义灾难，重回和平谈判进程。二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辐射中东巴以地区，呼吁联合国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全力支援巴勒斯坦经济建设——通过切实提高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消灭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三是在联合国的构架下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各方势力的谈判和整合，提出巴勒斯坦和平建国与整合建政的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和平路线时间表。

（本文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与IIA战略研究组讨论而成，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