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例外”吗？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并不新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各种论调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中国经济就是在西方的各种唱衰论调声音中崛起的。尽管每一波唱衰论终归破产，但在每一个时期唱衰论者总能找到新的证据使得他们自己相信，中国经济在衰落，并且必将衰落。

经验地看，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经济体。久而久之，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就相信一个国家只有走与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发展方法才能获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之后，这种相信演变成为了一种信仰，于是就先有“历史终结论”，后有“华盛顿共识”的出现。

中国是个“例外”吗？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对有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顺应了西方的道路和方法。西方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不少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总有一天，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会趋于统一。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会促使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market democracy）。

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越发展，就越来越像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而非西方所期望变成的中国。而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文明中国了。这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对一些人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西方转而相信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转而选择唱衰中国经济。

高增长是非常态，低增长才是常态

最新一波的唱衰中国经济论可以说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为严峻的。唱衰论的声音并不单一。有人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用尽，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日本模式。日本曾经因为其经济规模庞大和科技实力雄厚而使得美国人感到恐惧，但它最终陷入“失去的”几十年。更有人认为，随着中国房地产产业陷入困境和地方债务问题恶化，往日的“中国模式”已经破产。有些人昨天还在大嚷“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今天摇身一变，转而大谈特谈“如何应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衰落？”。美国总统拜登显然认同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他前不久幸灾乐祸地说道，“为了保持增长，中国过去的年增长率为8%，现在接近2%，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时，就会做坏事”。不难看到，拜登简单地把西方或者美国自身的逻辑强加到中国身上。内部问题外部化一直是西方的逻辑。美国政客这些年来，国内的事情搞不定，转而致力于搞地缘政治。无止境的地缘政治一直在恶化着国际经济环境，也对所有经济体都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批评者和唱衰论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中国经济批评者往往从特定的经济理论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碰到困难，觉得中国经济难以理解，但他们不会轻易地得出“中国经济衰落”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最近也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在提醒西方“谈中国经济衰落为时尚早”。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论者所关切的自然是其自身利益。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关切的是如何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他们便开始高谈中国经济会如何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欧美各国无一例外。

这也表明，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崛起是在全球化局面下实现的，中国今天的经济局面也必须置于全球经济范围内才能得到理解。今天的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世界市场的不景气，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但经验地看，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放缓了几十年之久。在1962年到1973年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5.4%；在1977年到1988年间，这个数字为3.3%；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增长率为3%。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变得更加缓慢。换言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递减的，而非递增的。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全球经济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只发生在少数几个阶段的少数国家，而低增长甚至滞胀则是常态，具有普遍性。

“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中国经济变化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国的中国经济评论者华勒斯-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近日（2023年8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著文(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至2021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0%，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63%，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果将中国排除在数据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间的增长将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长率将从30%降至12%。或者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独自令全球人均增长率几乎增长了两倍。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2007年，它达到了同样的峰值；在那之后的15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约为峰值的一半。

其它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BCA研究公司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而美国和欧元区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9%。

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促成了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欧克斯(David Oks)和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追踪全球发展放缓的文章中指出，自1981年以来，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总量中，中国约占45%，而对不那么极端的人群来说，影响更大，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国人；升至10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国人。正因为如此，这两位作者认为，过去40年内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

这一点对中国读者认识自己的国家非常重要。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因为已经习惯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多人视其为常态；一旦经济增长缓慢起来，就立刻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比较地看，在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低增长状态，甚至滞涨状态。在中国促成了高达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仅没有脱离贫困，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经济增长为中国培育了4亿中产，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西方经济体的中产不增反减。这也就是自特朗普以来，美国“迁怒”于中国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客们不会反思美国的内部治理问题，而是把美国今天的问题根源归诸于中国，认为中国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和税收。这更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和拜登变本加厉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则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样使得整个世界经济获益。正如华勒斯-威尔斯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中国靠自身的繁荣重塑了全球市场，成为天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基础设施领导者、全球贸易伙伴和需求海绵，吸收了亚洲和整个世界所能供应或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一些蓬勃发展的国家通过复制中国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国家作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服务于中国的繁荣，并在中国催生的所谓全球商品超级周期中乘势而上，实现增长。在填充这块海绵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主驾驭新格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里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来，只有20%的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由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西方经济）的高度关联性，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高度关切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必然是世界经济的问题，反之亦然。《纽约时报》近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经济衰落对世界的影响”。8月25日在一篇讨论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消费者支出的下降损害了在华开展业务的公司，例如美国科技企业和欧洲奢侈品集团。中国经济疲软也意味着对石油、矿产和其他工业基础材料的需求减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每年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作物和机械”。

也正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大搞地缘政治，不仅损害着中国的利益，也损害着美国的利益。芯片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贸易战之前，美国三分之一的芯片出口到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芯片市场。但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和其同盟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卡脖子”，搞芯片封杀，搞乱了世界芯片市场。中国的利益自然遭到重大损失，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照样遭受损失。很自然，对中国来说，这种外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对芯片技术的巨量投入。

中国经济崛起方式带来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方式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所需。人们所说的“举国体制”的优势首先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基础设施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大大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西方资本。西方技术连同其资本进入中国，有效地推动了制造业的崛起。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有效地推动房地产发展。因为房地产是一个基础产业，其在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经常被夸大。但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没有众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那么房地产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制造业、房地产和城市化，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今天，房地产出现问题的其中几个重要因素就包括新增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缺少甚至缺失，进城人口的减少甚至停顿。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几乎是同一个进程。“超级全球化”促成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所有这些生产要素自然流向那些有条件接纳并且可以实现赢利最大的地方。中国便是这样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学家曾经用“雁行模式”来解释日本之后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东亚经济发展，即日本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产业（技术）转移到“四小龙”，推动了后者的发展。但中国的发展远超“雁行模式”，因为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体量巨大，进而成为各国资本和技术的首选。世界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有效“配置”，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中国的企业过度追求西方技术的应用和改进，而忽视了原创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因此，今天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当局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全球市场进行深度干预的时候，中国就面临被“卡脖子”和“脱钩”的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竞争。早在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尽管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中国地方（区域之间、省份之间、城市之间）竞争远超当年的欧洲国家。实际上，几十年过去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迄今还没有终止，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地方竞争一方面促成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同时因为竞争不当，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在地方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发展可以消耗掉地方债务。但是，地方债务并没有因为经济减缓而减少。每年地方官员都面临考核的压力，尽管并非不知道地方债务的严重性，但为了应对考核，还是继续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满足地方的需要，而把责任转移到下一届政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依然面临财政预算“软约束”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谁家的孩子谁抱”，但没有几个地方政府会相信这一点。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是不可关闭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崛起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要素的“海绵体”，但成为“海绵体”并非必然，而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甚至那些被西方视为比中国条件更好的国家（例如印度），成为“海绵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优势，即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政策。

怎么解决？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创新

经济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早就表露出来，只是现在变得更为严峻而已。这些问题也并非不能得到解决，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势在必行。

作为一个基础产业，房地产问题很严峻，必须认真对待。实际上，房地产包括两块，一块是私人地产，如恒大和碧桂园，而另一块是政府的写字楼。私人地产公司的危机已经出现，政府写字楼的危机并不比私人地产轻，只是因为这是政府的，危机还可以被捂住。房地产需要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即从被错误地界定为“支柱产业”，转型为社会必需品。无论哪个国家，一旦房地产被界定为支柱产业，必然产生恶果。中国房地产的转型既是必然，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社会已经从从前的“固定社会”转型成为“流动社会”，但中国的房地产显然还不适应流动社会的需要。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公租房的缺失。尽管政府提倡公租房已经有数年，但政策迟迟得不到有效执行。实际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把公租房体系建立起来。可以通过成立房地产基金，银行、国企、国资、民资合作来执行。同时，也可以推进高质量城市化来消化房地产存量，建设更多的停车场、养老院和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在优质房地产建设方面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现在的房地产千篇一律，根本满足不了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

地方债务危机也很深刻，不仅不能回避，反而更需直面。但中国地方的债务危机远非媒体市场上炒作的那样严峻。根本上说，地方债务是内债，即政府之间或者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债务。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地方债务并非因为消费过度而致，而是因为不当的建设过度而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拥有大量的资产。要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在减轻财务危机的同时让渡出更多的经济空间留给民营部门。未来，要控制地方债务，必须改变现存预算“软约束”体系。需要改革地方官员考核标准和体系，遏制债务冲动。同时，也必须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真正让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债务。

中国经济前景依旧明朗

老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由老问题引起的危机也可以得到化解。中国的经济前景依旧明朗和确定。

首先，对全球而言，中国是一个产业最齐全的经济体。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什么产业都可以在中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尤其表现在制造业领域。尽管今天的产业升级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但中国既不是过去的苏联，也不是亚洲的较小经济体。中国在有效应对地缘政治变迁对产业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民营部门，都在对研发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致力于跨越因为美国西方技术禁运而有可能面临的“中等技术陷阱”。同时，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是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中国只在一些被西方“卡脖子”和“脱钩”的领域实行“被迫替代”战略，而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和西方挂钩。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在评估中国的科技能力，很多人也意识到，美国和西方的做法即使能够延缓中国的科技现代化，但不仅封杀不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反而在刺激中国加速科技现代化的步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今天所施行的政策很难实现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与其他较小经济体更不相同，中国开始拥有世界性产业。日本“失去的”几十年主要是因为其缺失能够拥有世界性的产业。缺失新增经济活动是日本陷阱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中国很不相同。中国不仅拥有最齐全的产业体系，而且拥有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新产业体系，这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领域。实际上，在广义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是引领世界的。同时，在绿色产业领域，中国本身几乎不存在既得利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只会对西方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会加强和中国的竞争，甚至在一些技术领域封杀中国。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是不可封杀的了。

此外，同样具有发展空间的是中国的金融经济。迄今，中国经济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中国的金融经济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经验地看，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即使是内部发展就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更不用说是国际化了。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以来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主要一个因素就是金融经济。可以说，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金融经济，就很难成为世界级经济体，更难以支撑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或者说，没有金融经济，一个经济体充其量也只是二流的经济体。就中国来说，金融经济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仅内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更需要金融的变革。尽管英美国家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不可避免，更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发展金融经济。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发展金融，而是要发展怎样的金融经济和如何发展。中国的金融经济必然会配合实体经济的成长而成长，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马克思对资本的看法还是对的，即资本的本性不会变，就是要流动、要扩张。实际上，国际资本连同技术一直在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这些年，国际经济界和商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即“下一个中国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问题，那么谁可以取代中国呢？多年来，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印度。很显然，只有人口已经超越中国的印度有潜力去拥有中国那样的体量。印度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在莫迪领导下，印度这些年也取得了不错的进步。但是，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蒂姆·萨海(Tim Sahay)最近（2023年6月23日）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文章(Contrary to Reputation，India’s Current Government Has Made Its Worse Off)指出了印度的现实：印度的制造业近年来不仅没有扩张，反而在萎缩，而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在增长，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还赶不上十年前的水平。莫迪许诺印度的制造业领域从2017年到2021年增加一亿劳动力，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失去了2400万工作。在2000年到2020年间，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翻倍，但印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印度14亿人口的制造业出口额和只拥有1亿人口的越南相仿。

无论是和卷入地缘政治而不能自拔的美国西方相比，还是和想赶超中国的印度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是由内部经济增长转型和外部地缘政治变迁造成的，两者的叠加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内外部问题的确很严峻，但并非不能应对。鉴于中国的体量，即使问题大，吸收消化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也强。我们所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改革开放创新，让改革开放创造、释放新的动能，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一句话，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