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至30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这是中美寻求增加高层交往的重要努力。雷蒙多是拜登政府中很有分量的内阁成员，她所主导的商务部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方面具有关键影响力。正因此，彭博社在雷蒙多访华前刊文指出，在拜登政府近期访华的所有官员中，雷蒙多最有可能实质改善美中关系。

8月2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雷蒙多。此外，雷蒙多还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文化和旅游部长胡和平等会见。雷蒙多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中美双方围绕各自和共同关切、以及可合作的领域进行深入磋商，宣布成立由副部长级官员牵头的商业问题工作组、启动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

雷蒙多此访表明中美高层互动从“深化沟通”向“解决问题”迈进，为中美元首接下来举行双边会谈营造了良好氛围。但雷蒙多此访并不能推动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在美国不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已经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持续加码，拜登政府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等理念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走向具有深刻影响。

“新华盛顿共识”

8月22日，在雷蒙多访华消息公布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雷蒙多访华将传递一个信息，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重点是在继续保持美中经贸关系的同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与盟国和伙伴一道确保供应链韧性。沙利文的这番言论，以及雷蒙多访华期间向中方做出的表态，体现了拜登政府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战略思维。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从大国竞争视角看待美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路径，也像其前任一样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2022年10月，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拜登政府对与中国竞争的特殊性有着深刻认知，认为美中两国的较量迎来“决定性十年”，国际政治格局处于拐点时刻。在美国方面看来，与苏联等以往的对手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使其成为美国面临的特殊挑战。雷蒙多等拜登政府高官认为，美国要想实现对中国“竞而胜之”（outcompete）的目标，必须尽快增强美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并在科技领域尽可能拉大两国间的差距。

拜登政府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牵头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已经动摇，需以“新华盛顿共识”应对美国面临的突出挑战。新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涵包括四点：

一是国家安全和人权因素在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更加重要，美国将在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二是大力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量子计算等方面加大政府和私营部门投入，未来10年总投入金额约为3.5万亿美元，不断增强美国自身供应链安全和韧性。

三是增强与盟友以及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共同建立“强大、有韧性和领先的技术工业基础”，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改造国际经贸协议的传统模式。

四是通过“小院高墙”策略保护关键和基础技术，推进量身定制的出口管制措施，聚焦能够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技术，加强涉及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

在落实“新华盛顿共识”方面，美国商务部以及雷蒙多本人扮演关键角色。拜登政府“现代产业战略”的聚焦点是半导体（也称芯片），它对于美国维护经济、技术和军事霸权地位至关重要，这也成为美国商务部的优先任务之一。

为强化美国国内的先进芯片产能，拜登政府推动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指出此举有对抗中国的用意。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为芯片研发和制造提供527亿美元拨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特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上述举措的主要落实部门即是美国商务部。雷蒙多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形成多个先进芯片产业集群，使美国成为融合“技术领导地位、供应多元性和韧性”的全球最佳芯片产业基地。

此外，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主要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雷蒙多在此访中强调了美方以“小院高墙”方法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重申其目标并非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拜登上台后美方将200多家中国企业、科研机构等列入“实体清单”，严格限制美国和第三方实体与中方之间围绕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合作关系，其实质是对华展开科技封堵。中方对此持续表达不满和反对。

或是希望为雷蒙多访华营造有利氛围，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8月21日发布公告称，将33个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Unverified List）中剔除，其中27个实体来自中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称，此举表明当实体或东道国政府与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合作并通过审查后，将得到切实利益。

选择性“脱钩”

雷蒙多此访旨在落实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印尼巴厘岛会晤精神，这也是近期中美高层互动的主基调。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化和安全化不仅损害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雷蒙多在访华期间也表示，美中之间不稳定的经济关系，对两国不利，对世界不利。

对于中方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对华出口管制是主要关切。拜登政府至今没有实质性改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拜登政府决策层在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财长耶伦倾向于取消，沙利文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倾向于维持关税，雷蒙多的立场接近于后者。拜登政府在关税问题上采取了“拖”的策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导的关税审查仍在进行，在今年年底前或有最后结果。应看到，关税问题在美国成为政治问题，尤其是在2024年美国将举行大选的背景下，拜登和民主党方面不愿因放松对华关税，而被美国选民视为对中国软弱。

8月中旬，路透社和益普索咨询公司公布的近期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赞成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约66%的受访者表示，更有可能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选择支持对华加征关税的候选人。近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驻联合国大使黑莉均提出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刊文称，自由贸易政策已失效，美国应进一步提高对华关税，直至双边贸易达到平衡水平。莱特希泽表示，若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其将推动对华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莱特希泽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脱钩”政策，以“改变两国关系的轨迹”，避免美国的财富继续向中国转移。这类看法在美国的影响不容小视。

虽然拜登政府有意在“脱钩”和“去风险”之间做出区隔，但是随着拜登政府推行“新华盛顿共识”，美国针对中国的选择性、有管理“脱钩”态势难以逆转。

从相关数据看，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创下新高，但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Bown）认为，从消费电子类等产品的贸易数据看，中美已出现脱钩迹象。此外，“科尔尼回流指数”（Kearney Reshoring Index）显示，2022年中国商品在美国自亚洲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中的份额占比从2013年的近70%降至50.7%。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将业务从中国移出，这一比例可能会在2023年年底前降至50%以下。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紧密，2022年美国自欧洲的进口额增长近13%，而自中国的进口仅增长6%。美国自越南的进口份额在过去5年实现翻番，从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等进口的商品份额也有所扩大。

中美发展预期之争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前景的另一重大问题，在于有关中国发展预期的争论。雷蒙多访华有助于美方准确、务实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雷蒙多在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时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一起，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人文交流，愿更好发挥经贸关系“压舱石”作用，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预期问题不仅涉及经贸和投资活动的可持续性，也会对国家间关系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雷蒙多访华前夕，拜登在犹他州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上表示，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拜登提及，此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速维持在8%左右，而现在仅接近2%。路透社指出，拜登这一言论是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疲软、消费低迷、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等情况做出的判断，但拜登错误引用了中国经济增速的相关数据。

此外，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在8月24日表示，中国经济疲软正在带来全球影响，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欧洲经济体将面临较大冲击，但美国经济已为应对相关影响做足准备，《美国救援计划》、《通胀削减法案》和《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等法案所提供的投资将帮助美国经济克服中国增长和需求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上述言论的背景是，一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界人士近年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到顶论”，试图从发展预期层面塑造中美竞争议题。美国塔弗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等人认为，由于老龄化严重、资源匮乏、财政压力加大、西方对华脱钩等因素，中国的发展会在未来数年陷入停滞，中国的崛起将会终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会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难以维持自身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吸引力，也会因为内部的挑战而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这构成了一种“崛起到顶国陷阱”（peak power trap）。

不过，“中国崛起到顶论”受到不少质疑。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低估中国与高估中国一样危险，贬低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未来前景会让美国丧失自身的长期优势。他还强调，美国阻止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努力会放慢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但是不会使之终结。即便如此，“中国崛起到顶论”仍然会对外界在中国发展前景问题上的认知造成负面影响，给中国稳定外贸和外资、拓展国际经贸合作乃至维护外交关系带来不可忽视的压力。

总之，雷蒙多的中国之行延续了中美恢复高层互动的积极趋势，有助于加强两国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相关机制的建立给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复杂难题带来新的希望。雷蒙多等美方高官做出“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之类表态值得肯定，但关键是美方要与中方一道努力，拿出更多有益行动，将相关承诺落到实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