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方高规格接待基辛格，如何解读？拜登总统第一个任期的对华政策效果如何？中美关系的下一个周期可能在何时到来？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专访”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约瑟夫·奈。

1.近年来，中美关系相对紧张，但从多角度来看，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仍然较高。约瑟夫·奈表示，中美双方并非一直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拜登有将中美之间的竞争视作“合作性竞争”的意图。此次基辛格访华，获得高于其他美国高层访华的待遇，约瑟夫·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向美方发出的一个信号，间接说明了中美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

2.目前，中美双方都在各自范围内尽力与他国开展交流合作。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凭借自己的软实力已对全球多数地区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中国也在不断提升自身软实力，并开始成功地在部分地区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但双方竞争的处境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新冷战”格局，其他国家在与双方开展关系的同时保持平衡，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

基辛格访华释放了什么信号？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相比于布林肯、耶伦等美国高官访华，基辛格访华受到了中国的高规格接待和高度评价。您认为这样的现象表明了什么？美方是否关注和重视了中方的这一举动？

约瑟夫·奈：我认为基辛格一直对于中国和改善中美关系很感兴趣，这可以追溯到1971年。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在北京受到高级别接待并不奇怪。这表明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有可能的，这基本上是个好消息。

大约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中美关系、谁与谁可以见面，这两个问题上都有一些紧张情绪。所以我猜想如此（高规格）对待基辛格可能是中国政府向美方发出的一个信号。

中美两国怎样在全球各自发挥影响力？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美国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联盟关系，但是同时也需要承担盟友的战略义务和目标不一致的矛盾。许多人认为如今的西方联盟实际上并不牢固，您如何评价当今美国和西方盟友间的关系？如今美国对盟友的软实力影响是否发生着变化？

约瑟夫·奈：软实力意味着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的手段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胁迫或付钱。皮尤公司在外交事务民调这方面非常专业，通过皮尤公司的民意调查来看，美国在软实力这方面做得不差。但美国能做得更好吗？当然可以。我认为经济援助和贸易这两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都需要拥有成功的经济关系。美国因为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日韩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局势。这一法案主要与气候问题有关，给了美国工业一些优惠，从而造成了紧张的局面。美国已经试图缓解这一局势，但这一法案还是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了影响。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认为用“新冷战”概念看待美中关系具有误导性，中美之间相较于当年的苏美之间，有体量非常庞大的经济和社会往来。但不同的是，冷战时期很多国家选边站，而今天在中美较量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说要与中国做朋友的同时也要与美国做朋友。您如何看待这一转变？

约瑟夫·奈：我认为“新冷战”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隐喻。现在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要比真正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经济依存度高得多。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度也要高得多。大多数国家渴望与中国建立成功的经济关系，获得中国市场的准入，但是他们同时也不希望被中国主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会与美国结盟，来预防中国有可能对他们的约束。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存在一种矛盾的做法：他们不想与美国签署遏制中国的冷战式政策，但他们同时也需要与美国结盟，从而获得防卫力量。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和解，中国表示也会继续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这是否可以看作中国运用软实力的一个新案例？您如何评价美国和中国各自在中东的角色？是否存在软实力的竞争？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国努力在中东地区发挥外交影响力，确实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我认为中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另一方面，如果你回到我之前提到的皮尤民调，它会问你认为哪些国家更有吸引力，你会发现在大多数地区，美国的软实力比中国更强，但在非洲和中东却不是这样，在这两个地区，中美双方能打个平手。

如果在这些地区中美双方试图通过改善外交与制造和平的方式来寻求吸引力，这对该地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除了中东，您认为中美双方还在哪个地区有激烈的软实力竞争？

约瑟夫·奈：根据皮尤民意调查显示：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有更多的国家认为美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在非洲，你会发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和中国同样具有吸引力。

“我们更害怕一个弱小的中国”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心中美关系“过于关注竞争，而对合作关注不够”。您如何评价拜登总统投资（invest）、协同（align）、竞争（compete）的对华政策？

约瑟夫·奈：我认为拜登有他自己的愿景，他将中美之间的竞争视为是一种合作式竞争。但是鉴于北京和华盛顿双方所采取的行动，现在的重点一直是竞争，而不是合作。我认为，自从去年秋天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会面后，竞争与合作就失去了平衡。从认识层面，我们要更加重视合作，改善中美双方之间的沟通。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在《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这本书中发明了一套“总统记分牌”，从意图、手段和后果三方面评价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道德性，拜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即将过去，在您看来，他的得分情况如何？

约瑟夫·奈：在“意图”方面，拜登和前几任总统相比，得分还是好的。他希望看到一个和平而繁荣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意图”得分很不错。在“手段”方面，他做得不错，他的手段都很合理，在使用武力上也很谨慎，但我认为他以贸易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政策可以更加直接一些，他的国际贸易政策也并没有达到我预计的标准。他有时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他在如何处理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上就犯错了。所以在“手段”方面，他得分不错，但就不像“意图”那么高了。至于“结果”，我认为我们现在评价后果还为时尚早，毕竟拜登的总统任期才过了一半多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在“结果”方面做得还行，但现在给“结果”打分还为时过早。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有学者认为美国、中国台湾即将到来的选举周期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较大影响，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国际的时间表，以解决和更好地管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您是否认同建立一个这样的时间表的必要性？您认为哪些时间节点是关键性的？

约瑟夫·奈：中美双方自从50年前美中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在台湾地位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双方求同存异，制定出了“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政策中，台湾不得独立，但北京方面也不得对台使用武力。这个妥协的局面为台湾地区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现状。

我认为，中美双方保持这种妥协的局面并且不使用武力将是明智的。但是现在却有很多宣言与担忧，美国军方官员有过关于2027年军事危机的讨论。但这些最后期限和数字都是人为的。如果我们更加明智地观察现在的局面，就会知道保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有益。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美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谈“中国崛起”，而这么长时间过去，对于“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美国人是否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约瑟夫·奈：我想我是这么认为的。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时，我记得克林顿曾与江泽民参加同一个峰会，江泽民问克林顿，你想要一个弱小的中国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克林顿回答江泽民说，我们更害怕一个弱小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克林顿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进入美国市场就是证明。因此，我认为这表明美国正在以一种可能的方式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做出回应。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主张避免庸俗的历史类比，您认为美国有哪些战略底牌，使其不必陷入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约瑟夫·奈：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错误的比喻。我认为，即使是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这也被大大夸大了。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曾质疑过，修昔底德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是正确的？例如，耶鲁大学伟大的古典学者唐纳德·卡根教授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力量的崛起已经停止。所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比喻是有问题的。当你试图将其应用于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时，有些人会争辩说，这种权力过渡的例子确实很少或根本没有。

所以我写了一些批评，说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修昔底德陷阱看得太严重或太死板。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但美国的精英阶级还是存在着一些极端反华情绪，中美高层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遭到美国国内的巨大压力和质疑，理智的声音被认为是懦弱，您是如何看待政治极化的问题？有哪些方式能够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

约瑟夫·奈：的确，中美关系在过去8年里经历了严重的衰退，或者说，美国两党中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公平竞争，没有遵守规则，美国向中国开放了世界贸易组织，然后他们认为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力量和窃取知识产权来削弱美国，这导致了美国的不满。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世纪之初非常好，但是从2020年开始逐渐开始变坏。现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但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变得更加苛刻。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观点？

约瑟夫·奈：我认为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念，因为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时，这一信念会成为原因，让战争发生。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双方都必须避免这场战争。如果你考虑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没有能力侵略美国，也没有能力改变美国。同样，美国也不是中国的生存威胁。中国太大了，美国无法入侵或改变。因此，这两个国家威胁对方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轻率地陷入战争，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让这种观点为我们的政策带来必然性。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你刚刚说到中美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也许我们仍有一些竞争，比如科技领域。为什么拜登要低调签署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投资的协议？

约瑟夫·奈：我认为整体关系的脱钩与所谓的选择性脱钩或去风险是不同的。美国和中国确实存在竞争，包括军事竞争，双方都避免作出一些增强对方军事地位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说，“我们希望在一个小院子周围有一道高高的栅栏。”我们不想在经济上脱钩。但在与国家安全和国防直接相关的领域，我们希望有选择地脱钩。这在美国是一个自然和可解释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编者注：2023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

中美关系的主题会在2035年之前变得更好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好的，最后的部分，让我们谈谈未来。那么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何展望？为了这样的前景，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约瑟夫·奈：我认为，如果你回顾自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整个时期，中美往往以大约20年为周期。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朝鲜半岛上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20世纪70年代，在基辛格访问之后，我们合作对抗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左右，我们有一段时间试图改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2015年左右，中美双方进入了一个不信任的时期。如果这持续20年，那就意味着在2020年到2035年之间的一个时间点后，我们可能会回到更好的关系周期。但这些事情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双方所犯的错误都会影响未来。我希望我们将看到的是21世纪30年代，我们回到一个更具合作性的未来，因为我们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新技术的扩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合作的重要领域。我希望在今后十年中，中美双方将学习这种合作。

（作者为“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学者，文章转自“凤凰网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