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之“中美战略相持”,主要指中美两个大国实力日趋接近、战略互有攻守、双方均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一种战略态势。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如何相处,不仅攸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
当前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看,战略相持阶段的大国关系往往要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处理不好,两国关系将面临倾覆的重大风险。中美在战略相持阶段如何共处,不仅事关两国,也攸关世界。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美战略相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全民族伟大抗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二是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三是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当前语境中的“中美战略相持”脱胎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但与其所论之“中日战略相持”有本质区别:“中日战略相持”是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而“中美战略相持”则不是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因此,我们说“中美战略相持”,便不能机械套用毛泽东的持久战“三阶段”论而将其定义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本文所论之“中美战略相持”,主要指中美两个大国实力日趋接近、战略互有攻守、双方均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一种战略态势。 以此考察中美关系可以发现,大致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的战略攻守之势就发生了微妙变化。这可视为中美战略相持的前奏。其首先体现在实力对比的变化上。根据世界银行公开资料,按现价美元计算,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中国GDP接近美国1/3;到2017年奥巴马卸任时,中国GDP已达到美国60%。其中,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逐渐从“超”“强”关系变成“老大”“老二”关系。其次体现在地缘政治的变化上。中美在亚太由过去长期的“美攻我守”变为“有攻有守”。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在亚太发起咄咄逼人的遏华攻势;另一方面,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院长所指出的,中国通过宣导“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南海岛礁工程,历史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利益空间和战略空间;中国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渐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相持。再次体现在地缘经济的变化上。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交易伙伴,2011年超越美国成为中东第一大交易伙伴,2012年又超越美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还是自身几乎所有邻国最大的交易伙伴。最后体现在全球影响的变化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基于上述变化,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在2015年开始出现中美关系到达“临界点”的争论。这是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质变的一种超前感知。 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博弈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从中美之间的几组对比中可以看得出来:一是中国的升势与美国的颓势。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用美国一些观察家的话说,“美国愈发清晰地听到中国追赶的脚步声”。实力之变是中美战略相持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中国的自信与美国的不自信。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准坐标。中共十九大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写入党章,“四个自信”更加坚定。反观美国,一贯高傲自大、强势推广民主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承认,“太多美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仰和对价值观的信心”,并将捍卫美国生活方式作为战略目标之一。三是中国的顺势而为与美国的逆势而动。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朗普政府则逆全球化大势而动,大搞“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动辄“毁约”“退群”,成为当今世界的逆潮流者和秩序破坏者。四是中国的战略主动与美国的战略被动。中共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出台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号称“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瞄准中国“新时代”,应对性色彩特别明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首要“战略竞争者”,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政治战”“外交战”,在经贸、科技等涉及中国发展利益和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华极限施压,企图将中国压服打垮。其看似来势汹汹,但难掩美国战略上的颓势。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极限施压,中方敢于碰硬、敢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在对美博弈中打出新天地、新局面。这也表明,中美战略相持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实力变化的客观结果,也是中方增强历史主动性的一种体现。 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战略相持之势更加凸显。拜登政府“无缝衔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且手段更加凶狠。其将中国视作“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以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为旗号,拉帮结派,设墙筑垒,对华实施全方位遏制,妄图通过“塑造中国战略环境”由外而内遏压中国。在拜登执政的头两年,美国对华战略攻势猛烈,其对华战略心态也发生微妙变化。2023年初,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大国竞争态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深刻反映了这种心态的变化。拜登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也展现自信,不断吹嘘其执政成绩,声称美国正处于“数十年来对华竞争的最强地位”。然而,就在美方对华全方位开展遏压的同时,中国外交也在积极推进并取得重大突破。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中方出台《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从2021年的“全球发展倡议”到2022年的“全球安全倡议”,再到2023年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在全球议程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世界贡献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尤其是中方悄无声息地促成沙特伊朗复交,让西方国家大为震惊。此外,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政要相继访华,首届中国—中亚峰会胜利召开,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有声有色。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对外交流全面重启、各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美国的对华心态又在发生新的变化,“重新校准”“再评估”对华政策的声音又在美国政策圈出现。综上可见,中美战略攻守之势继续演化,战略相持之势更加明显。 二、美国对华持久竞争与速决冲动 在中美战略相持的背景下,美国如何与中国相处?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心态比较复杂。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做好与中国“持久竞争”或“长期博弈”的准备,在持久竞争中美国能凭藉其“非同寻常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霸权韧性,继续发挥优势并最终赢得胜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应抓住短暂的“时间窗口”,凭藉自身尚存的战略优势,尽快遏制中国,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国再想遏制中国就为时已晚了。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特朗普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这两种战略倾向都渗透在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使得新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新的“两面性”。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面性”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显着特征。但在中美战略相持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集中地体现在持久与速决这对矛盾关系上。 从持久竞争的一面出发,美国重视固本强基,着眼长远对未来进行投资,做好与中国长期竞争博弈的准备。拜登政府将投资放在“投资、联盟、竞争”三位一体对华战略之首,提出“重建更美好未来”内政蓝图,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先后出台《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晶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三项重大立法,通过“战略性公共投资”重振美国经济基础,增强美国国家竞争力、创新力和国家韧性。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签字仪式的时候,拜登曾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50年后历史学家会在回顾这一刻时说,‘那是美国开始赢得21世纪竞争的时刻’。” 从持久竞争的一面出发,美国也要防止中美爆发大的冲突。为此,拜登政府谋求“负责任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为中美关系“搭地基”“建护栏”,防止中美关系坍塌、脱轨。在美方政治操弄“无人飞艇事件”,使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之后,拜登政府多位高官近期密集发表讲话,呼吁中美两国保持接触沟通,开展良性竞争,继续合作解决全球问题。 而从速决的一面出发,美国则谋求集全政府、全社会、全联盟之力对华进行全方位、全领域极限施压,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全面“竞赢”(out-compete)中国。拜登政府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决定性十年”的概念,宣称“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未来十年是美国赢得21世纪竞争的“决定性十年”,谋求未来十年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情报、外交、发展、全球治理等各领域全方位竞赢中国。为此,拜登政府加大介入台湾力度,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踩踏中方底线和红线,在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继续不断对华攻击抹黑,在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对华加大制裁封锁,手段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合了持久与速决两方面因素,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成为一个矛盾综合体:一方面准备对华“长期博弈”“持久竞争”,一方面又谋求速胜,企图在未来十年全面竞赢中国;一方面对华全方位极限施压,不断突破中国政策底线和红线,一方面又谋求为中美关系“搭地基”“建护栏”;一方面对华设墙筑垒、脱钩断链、全面竞争,一方面又要求中国进行多领域合作;一方面表态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四不一无意”),一方面又声称“须对抗时就对抗”,在中国周边及全球拉帮结派,谋求“塑造中国战略环境”。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美国对华战略中速决的一面大概率会更加凸显。一是因为随着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会更加突出。中国处于升势,美国处于守势,中国还集美国所遭遇过的所有对手的长处于一身,是一个全能型对手,更难对付。再加上美国战略界对华有一个错误认知,妄称中国有一套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长期大战略。在这种错误战略认知的影响下,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感和紧迫感将与日俱增,其速决的冲动也将更强。二是因为美国党派政治有追求短期目标的倾向,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胸怀和战略耐心。在美国政治极化、党争激化的影响下,两党都将对华强硬视作政治资本,竞相对华示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在政客和媒体的操弄下日趋负面。据盖洛普2023年3月公布的民调,仅有15%的美国民众对华持正面看法,创历史新低;约2/3的美国民众视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为重大威胁。负面民意反过来又对反华势力形成激励。于是乎,美国对华政策的光谱将朝一个方向偏,对华强硬、谋求速胜的一面会更加凸显。 在此背景下,国会成为美国推动对华强硬政策、谋求速胜的大本营。据美国国会网站数据,截至2023年5月31日,第118届国会(2023-2024年)自1月3日开幕以来,扣掉法定节假日,在短短几十天的会期里已提出261项涉华法案。其中,众议院提出148项(会期53天),参议院提出113项(会期65天);共和党提出215项,民主党提出45项,独立派人士(参加民主党党团)提出1项,合计平均每天提出近4项涉华法案。若加上决议案、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等其他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行动,两党平均每天有2.2项涉华立法行动。上述涉华法案绝大部分包含反华条款,涉及重启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禁止中国购买美国敏感区域土地房产、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禁用TikTok以及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等内容。仅2月28日一天,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就审议并通过11项涉华法案。此外,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推动成立“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为国会推动反华议程的急先锋;参议院民主党人则拟推动“中国竞争法案2.0”,旨在实现五大目标:限制先进技术流向中国;限制投资流向中国;加强美国国内经济投资;深化与经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遏制中国与台湾发生任何潜在冲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宣布启动这项大型立法行动时称,“重点是时间不在我们这边”。对华遏压的紧迫感溢于言表。在未来的中美互动中,国会必将继续出台各种对华激进政策。这毫无疑问将影响中美良性互动。 三、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战略相持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不是风平浪静,而是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由于战略相持阶段的发展态势将决定未来战略博弈的走向与成败,两国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博弈较量势必空前激烈。百岁老人基辛格近日接受《经济学人》采访谈及中美关系时,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正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典局势,政治上双方都没有多少让步的余地,而且对均衡状态的任何干扰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如何相处,不仅攸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去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峰会就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明确了一个方向,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确定了一个框架,要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或战略性框架;启动了一个进程,要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面临何去何从重大抉择的关键节点,此次元首峰会给中美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双方团队开始跟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但由于“无人飞艇”事件突发,美方单方面取消原定的布林肯访华行程,并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大肆操弄该事件,使中美关系陷入新的低谷。该事件凸显中美互信的缺失和关系基础的脆弱。在中美互信缺失和关系基础脆弱的背景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大的波折,这也反衬出两国寻找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性。 近期,拜登政府高官密集释放加强与中国沟通接触的意愿,中美高层交往逐步恢复,互动明显增多。中美关系有望翻过“无人飞艇事件”这一页,但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正确相处,仍需中美双方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相向而行,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尤其是,要基于中美战略相持的客观现实来思考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从中美战略相持的客观现实出发应看到,中美战略相持既是实力之变使然,也与两国利益深度交织有关。实力之变是根本原因,而利益交织和相互依存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中美之间利益深度交织,双方战略相持的状态得到巩固和强化。利益深度交织是中美战略相持有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博弈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尽管美国不断对华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升级对华科技封锁、投资管制、贸易限制,但中美经贸利益深度捆绑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在“贸易战”“科技战”和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中美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因此,探索战略相持阶段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要避免仅从实力消长或权力转移的视角看待两国关系。2022年9月23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所作的《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演讲中便指出,近几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被漠视”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中美战略相持的客观现实出发也应看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这三项原则是在审视中美关系发展史和反思大国博弈斗争史后得出的重要论断,契合中国和合战略文化,也契合中美战略相持的客观现实。 其一,相互尊重是直面“相持之实”的应有之义。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意味着双方实力日趋接近、战略互有攻守,彼此是对方“值得尊重的对手”。在以前,相互尊重更多是中方的单方愿望;现如今,相互尊重日益成为双方的共同诉求。这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对中方所提“相互尊重”的态度变化可见一斑。基于此,相互尊重理应成为中美交往互动的前提。中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存在很大差异。相互尊重,就是要相互尊重这种差异,就是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安全关切,相互尊重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 其二,和平共处是规避“相持之险”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关系将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而中美一旦擦枪走火、冲突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和平共处是中美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其三,合作共赢是应对“相持之久”的必然要求。历史上,英美权力转移中的战略相持期约持续半个世纪(大致始于19世纪最后10年,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英国全球经济领导权瓦解),美苏冷战时的战略相持期持续近20年(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中美战略相持大概率也将持续数十年时间。在战略相持的数十年间,中美两个大国若不合作,人类的前途命运将堪忧。在基辛格看来,随着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留给中美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未来5到10年。出于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考虑,中美必须合作。但与此同时,合作是手段,共赢才是目的,只有共赢式的合作才能持久,才最契合战略相持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基础,中美相向而行,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执行所长,文章转自《中国评论》2023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