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不仅关系两国各自国内发展，也对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具有深远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究竟处于何种状态，需要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

“新旧冷战”的四个共性

笔者认为，以去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完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已经单方面对华开启“新冷战”。

这种对华“新冷战”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场“旧冷战”存在四个共性：一是确立一个唯一的全球性对手，彼时是苏联，现在是中国，美国新版国安战略报告明确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

二是展开配套的内外动员：对内表现为反华意识形态化，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越来越多美国政客试图通过抹黑攻击中国获取政治资本，而对华理性派、为中国讲公道话的力量不断被边缘化。对外则首先表现为试图构建亚太“小北约”，要点在于促进日韩和解，在此基础上加强日韩与澳大利亚合作，再以日、韩、澳为核心加强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协调，形成某种“3+N”模式；其次则是推动北约亚太化，虽然目前遭遇法国反对等阻力因素，但美方推动北约“进军亚太”的意图和行动并未改变；再者就是逼迫中立国家选边站以及按照具体领域和议题搞小动作，比如试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

三是试图不留空隙地全方位对华施压。过去美国个别政府部门因为存在部门特殊利益等问题，在对华步调上有时与白宫并不完全一致，但现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美国正形成“全政府”遏华战略。

四是在全方位施压的同时竭力避免热战。“旧冷战”时期美国就曾尝试跟苏联搞所谓“缓和”，现在对华也不断宣扬要给两国关系装上“护栏”。因为美国清楚，一旦爆发热战，它的代价也会非常巨大。

中美双向“新冷战”并未开始

基于以上共性和逻辑，笔者的判断是美国已经单方面开启对华“新冷战”。但须注意和区分的是，中美双向意义上的“新冷战”并未开始。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中国拒绝“新冷战”甚至决不允许世界滑向“新冷战”的态度一以贯之。面对美方的挑衅和蛮横打压，中国“后发制人”的战略思维也在发挥作用。

二是美国内外动员并不顺利。从美国内部看，美国主要大型企业在对华关系上普遍保持理性，前段时间相关美企高管顶着美国府会以及反华政客的压力密集访华，就代表了美国国内包括企业界在内一部分社会力量不愿迎合华盛顿的反华动员。

从美国外部看，至少主要“老欧洲”国家不愿在对华政策上公开跟着美国跑，同时几乎所有东盟国家明确反对选边站，加上美国自己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也离不开中国，这使中美相互依存度比美苏时期紧密得多。以上因素，再加上俄乌冲突等牵制，导致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动员和实施障碍重重，中美“新冷战”没能开启。

美国对华为何越来越歇斯底里

那么，为何美国对中国崛起反应如此强烈，甚至不惜发起“新冷战”？这首先要从美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寻找答案。

美国这个国家的力量巅峰出现在1945年，但现在巅峰已过。二战结束之初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进行“两洋作战”的国家，同时也是民主国家“兵工厂”。当时美国造船业的产量占据世界90%份额，制造业占比达到一半。但今天的美国“造血能力”明显减弱。笔者认为，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应被视为美国战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尼克松政府这个操作是严重的违背契约之举，但当时欧洲和日本在战略上受制于美国，虽有不满但无能为力，美国国内则因从这场“违约”中获得好处，也没出现强烈反对声音。

但“尼克松冲击”的后续影响随后逐渐显现，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虚拟化、金融化，与金融业相比利润较低的中低端制造业开始外移，加之钢铁、汽车等行业的强大工会力量容易与资方形成对峙等其他因素，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外移的趋势更加强化。结果就是美国经济虚拟化加剧，现在美国GDP已有大概一半左右与金融相关，这让今天的美国与1945年时相比自我“造血能力”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美国“吸血能力”因此大大增强，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全球市场而持续获利。

如此一来，美国将“新冷战”的矛头直指中国就不难理解了。根据国际学界甚至政界的普遍看法，中国按照当前轨迹发展下去最终将会取代美国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而在经济严重虚拟化的背景下，美国高度依赖世界经济“一把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信誉和霸权地位，才使美国能够操弄各种金融游戏并从全世界范围内收割利益。因此，维持“一把手”位置在美国一些精英看来已经不仅仅是利益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中方多次强调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的战略焦虑仍然不断积聚并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越来越歇斯底里，直至单方面对华发起“新冷战”。

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新冷战”挑衅

但迄今为止，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得杂乱无章。美国资深前外交官傅立民不久前评论说，美国国内严重的政治极化导致拜登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对华政策”。他还指出，那些希望延缓甚至逆转中国发展进程的美国人犯了错误，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反而对美国自身有害。傅立民说，当前能做的最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是降低指责调门并停止新的挑衅，因为中美关系需要进入一个“冷静期”。

但就连傅立民等对华理性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让理性与合作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还需很长时间”。那么面对美国当前的“新冷战”挑衅，中国如何应对变得极为关键。一方面是不能再对中美关系心存幻想，两国关系很难回到过去，这点已经渐成中国社会共识，但对美方对华敌意包括单方面发起“新冷战”的严峻性，还需更清晰的认知和更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充分准备的关键首先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着重维持国内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势头，尤其是要解决需求问题。以新能源汽车、大飞机、重载列车等为代表，以“新举国体制”推动下的芯片、工业设计软件和工业材料等新兴领域的稳步发展为标志，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较快，国内供给能力充足。这就使得扩大需求、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平衡变得至关重要。

这需要我们从政府到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当前亟需推动的一个方向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本短缺问题，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我们在主要经济大国中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占比较低。相较而言，西方国家中的挪威、瑞典、丹麦、冰岛、芬兰等北欧五国劳动报酬占比较高，这也被证明在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产生了较好经济效果。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足以吸引资本进驻，如果再能辅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等举措，那么作为新发展格局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就能快速形成良好态势，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将使我们在对美经贸关系中占据更加主动的位置。

除了做好国内该做的事，在外交层面继续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而在国内发展和国际布局的内外两个层面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面对美方对华“新冷战”挑衅，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不主动挑衅和“后发制人”的总体战略框架。在这方面，我们或可借鉴国共合作末期我们党应对国民党反对派挑衅时的做法，一是“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对方单方挑衅导致事态升级则将承担历史责任；二是“退避三舍”，涉及非核心利益等问题时讲究策略性，可让外界更清楚地看到究竟孰是孰非；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涉及核心利益时则将予以坚决还击和反制，这样将有利于我们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