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东地区和域内国家均发生剧变

“阿拉伯之春”已过去十年有余，这场最初被贴上争取“民主、自由、体面生活和社会正义”的社会运动，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十年来，在外来干涉和内部复杂因素作用下，“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诸多负面和破坏性遗产。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加剧、地缘政治争夺白热化、极端组织趁乱崛起，教派矛盾与阵营对垒激化，多国爆发难民潮。“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和域内国家均发生剧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缘政治方面，地区力量格局发生变动，埃及、叙利亚等经历剧变的国家实力地位下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相对崛起，阿拉伯世界力量中心易位。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实力地位相对提升，伊朗崛起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最突出的特征。伊朗与沙特之间形成“安全困境”，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阵营对抗升级，多国陷入代理人战争。中东乱局导致外部军事干涉增多。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国遭受了域外军事干涉。

政治转型方面，“阿拉伯之春”未导致阿拉伯国家权力去中心化，共和制和君主制国家均出现权力集中化趋势。引入分权制、竞争性选举后，阿拉伯国家政治呈现“普力夺”社会（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典型特征，政治参与多元化导致政局持续动荡。埃及、突尼斯等国再次出现“政治强人”。海湾君主制国家也经历了领导层更迭，年轻一代领导人上台，展现出较强的领导力。在政治转型进程中，阿拉伯国家政府作用普遍有所加强，重回“国家主义”的轨道。

经济发展方面，“阿拉伯之春”使地区国家认识到经济、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以沙特“2030愿景”规划为代表，海湾国家纷纷推出经济多元化的转型计划，标志着地区国家首次将经济转型发展作为首要议程。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受益于高油价，中东产油国经济发展快速，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资金。受到粮食价格上涨、外资流出等因素影响，中东非产油国爆发以高通胀、外汇短缺和本币贬值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意识形态方面，国族主义崛起并上升为阿拉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取代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衰落后，触底反弹。阿盟阿尔及尔峰会和吉达峰会举行后，阿拉伯共同事业再度获得一定势头。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进程暂未延续。

政教关系方面，“阿拉伯之春”后，政治伊斯兰先扬后抑，最终在阿拉伯国家失势。沙特实施了以“去瓦哈比化”为内容的世俗化改革。宗教在阿拉伯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下降到历史低点，但伊斯兰主义仍拥有一定的支持度。

海湾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上升，在乌克兰危机升级、欧佩克对石油产量持续调控、中阿峰会举行等背景下，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国际地位得到抬升，进而展现出更多外交自主性。苏丹武装冲突爆发后，沙特迅速展开斡旋，掌握主动权，防止外部干涉和该问题国际化。海湾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上升的大背景是美国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减弱，双方盟友关系的基础松动，并在能源方面形成竞争关系。沙特等海湾产油国采取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在大国间多面“下注”。

“和解潮”出现的动因与中国作用

一是发展成为中东国家首要议程。中东国家聚焦国内发展，外交上更加务实，致力于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实现“2030愿景”国家转型目标，沙特决意退出也门战场。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利益高度交织，与伊朗和解符合其发展利益。为摆脱外交孤立和制裁影响，伊朗亟需改善国内经济民生，缓和与邻国的关系。

二是去安全化成为中东国家共同的选择。中东国家开始将安全议题从“威胁防御议程”中移除，将其列为普通议题，为缓和关系、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沙特反什叶派思想和话语有所减弱，自身意识形态转型使瓦哈比主义弱化，伊朗的教派话语也随之有所减弱。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衰落，使其退出地区主要矛盾，从而为土耳其、卡塔尔与埃及、阿联酋等国家缓和关系创造条件。

三是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斡旋外交是中东“和解潮”出现的重要原因。中国在中东拥有政治优势，与所有中东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斡旋外交提供指南。中国是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国—中东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中阿贸易额达到4300亿美元。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发展伙伴之一。中国斡旋努力回应了中东国家求团结、谋发展的需求，因而得到地区国家的积极响应。

过去十年，中东动荡与紧张局势多由“阿拉伯之春”的负面遗产所致。因此，超越“阿拉伯之春”负面影响，聚焦发展与合作，成为中东国家的普遍愿望，这也是中东“和解潮”的根本动因。然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仍较脆弱，地区国家间主要矛盾和分歧并未获得妥善解决。未来中东国家仍需通过去安全化、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务实合作等途径，推动“和解潮”向纵深发展，为中东实现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