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韩国综合出生率（或称总和生育率，一国或一地区每一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降到了0.84的冰点，并且死亡人口多于了出生人口。上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的人口增长率曾经高达2.9%，综合出生率约为5.5。为缓解人口激增，从1962年开始，韩国鼓励国民“少生优生”。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后，出生率的下跌超出了预期。在过去的15年里，韩国政府为鼓励生育，投入了约相当于1.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但韩国人生育欲望低下的问题依然积重难返。

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重视家族传承的国家，如何走向了人口断崖？为何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未能阻挡生育率下滑？本文尝试从韩国“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现状入手，观察韩国低生育率的原因。

汉江奇迹世代与经济危机世代的落差

低生育率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非常罕见。除了政府曾经长期人为降低生育率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韩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这一变化突如其来，开端是1997年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韩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社会脱离贫穷进入“中产社会”，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然而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之后，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救济后，韩国按照其建议进行了“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只用两年即宣布走出“金融危机”。然而经济危机却转化为社会危机，表现为就业机会减少、终身雇佣制度被打破、收入两极分化。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投射在个人生活中，是日益严峻的竞争和焦虑。而这种痛苦在各个世代之间的分布并不均匀，2000年前后走出大学校门的“经济危机世代”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经济危机世代”指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年龄在20多岁到40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时正是韩国综合出生率跌破期望值的开始，进入21世纪后，他们是韩国的主要生育人口。

随着2000年后韩国新增就业增长缓慢，“经济危机世代”遭遇了“求职冰川期”。年轻人失业率是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多，20～29岁人群中处于雇佣状态的不到50%。“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提高雇佣弹性，曾经拥有“终身雇佣”传统的韩国很快成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非正规职”比例最高的国家。在从终身雇佣向非正规雇佣转换的过程中，很多韩国企业选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除了少数核心岗位，新录用的年轻人更多地成为合同周期短、福利薪酬低的“非正规职”。有经济学者发现，韩国20多岁年轻人的平均月收入为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甚至难以支付独立生活的费用，因此他们被称作“88万韩元世代”。

“经济危机世代”的家庭成长环境普遍较为优越，其父母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身份上升的“汉江奇迹世代”，因此也热衷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在面临阶层固化和中产阶层减少的趋势下，“汉江奇迹世代”担忧子女阶层身份下降，因而不断加大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有人称这一现象为“人质经济现象”：父母为子女的未来超负荷工作，子女则陷入日益激烈的学业竞争。由于学习时间太长，韩国遭到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批评。2000年以后，韩国的大学入学率一度超过80%，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大学教育普及后，名牌大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升学竞争进一步白热化，考场成为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的赛场。2018年的韩剧《天空之城》就是对这种学历竞争的写照。无论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韩国家庭都选择增加教育投资以克服焦虑。大学入学比例攀升带来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通胀”。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显示，1999年韩国的失业者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12.1%，2016年以后这一比例超过了30%。OECD的研究结果显示，70%的韩国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其所从事职业的需要。“学历通胀”带来的是求职愿望与工作岗位的不匹配。由于“经济危机世代”不愿到工厂工作，韩国企业雇佣了大量外国劳工，高级技术工人的平均年龄也不断上升，而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年轻人却只能不断延长受教育时间、职业培训时间，走出“高考地狱”后又被迫在求职隧道中奔跑。

经济危机世代的困境与脱轨

有韩国学者对完成学业后无法顺利向职场过渡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研究，发现他们分为四种类型——“零工族”“备考族”“职业迷茫族”，甚至“失望封闭族”。四种人群都承受着经济压力，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在过去的50年里，大量财富流入房地产，因此不动产而非薪酬成为决定经济阶层的最重要因素。即便获得了稳定的职业，面对高企的房价和房租，年轻人很难凭借自己的收入获得独立的生活空间，不少年轻人生活在大城市的半地下和阁楼里，成为“房地产贫困阶层”。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经济危机世代”的人生轨迹变得不再“正常”。如果把经济自立、建立家庭看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年”的标志，那么“经济危机世代”步入“社会成年”的年龄在不断延迟。韩国30～3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在1995年占7%，到2015年猛增至33%。同一时期，40～4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3%上升至23%，30～34岁女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7%上升至38%，40～44岁女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2%上升至11%。韩国人戏称年轻人是“五抛弃世代”——放弃恋爱、交友、结婚、购房和生育，他们的人生似乎丧失了目标，陷入“脱轨”状态。

年轻人丧失目标和追求的背后是阶层分化与阶层固化的现实。随着非劳动收入占比不断增长，富裕家庭不断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子女的学业优势，韩国的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悲观。韩国社会流行“勺子人生说”，意思是出生于不同阶层的人，生下来时就含着不同成色的勺子，“出身决定人生”。对于“经济危机世代”而言，由就业、结婚、生子构成的“正常”人生轨道，现在只属于高收入阶层以及竞争中的成功者。

一些年轻人由于长期被“虚无”“悲观”“疲劳”“放弃”“丧失梦想和未来”等负面情绪困扰，表现出脱离社会的心理诉求，“宅文化”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是“汉江奇迹”的缔造者，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了阶层身份的向上流动，他们难以接受子女“人生脱轨”的生活状态，以致亲辈与子辈之间关系紧张，也使得韩国的家庭文化面临严峻考验。激烈的竞争还促使社会包容度下降，包括两性矛盾加剧。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出于经济压力或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踏入职场，但男权文化盛行的韩国职场仍然对女性非常不友好。在小说以及据之改编的电影《19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人公在职场被轻视、被嘲讽、被辱骂、被性骚扰，在家里承担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担，却被丈夫看作“寄生虫”。这一角色的设定正是这一代韩国女性的平常状态。不仅如此，竞争焦虑使得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男性对于学业成绩优异、工作努力的女性表现出敌意，《1982年生的金智英》小说作者、电影导演和主演也都遭到辱骂和威胁。不友好的社会氛围也降低了女性的婚育愿望。2020年，韩国单人家庭占比达到39.2%，单人家庭和两口之家之和超过60%，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不婚族”或者“丁克”，韩国的家庭文化已经彻底改变。

积重难返的人口危机

2000年，韩国成立了直属总统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并在2005年制定了《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法》。从2006年开始，韩国制定并实施了三个“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五年基本计划”，投入大量预算用于增加育儿设施、为育儿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和所得税减免优惠、承担产假中劳动者的部分工资等。现任总统文在寅称人口危机为“国难”，号召从多方面下手缓和人口危机。韩国对人口危机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对人口危机产生的复杂原因不可谓不清楚。

低生育率问题不仅仅是幼儿园数量、育儿假和育儿补贴，也不仅仅是“经济危机世代”的问题，它还导致人们丧失幸福感，放弃生育的原因还有经济与社会间发展失衡、社会阶层间发展失衡、财阀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失衡、世代间资源分配失衡、两性与家庭文化不理想等一系列问题。文化的改变不可能发生在旦夕之间，而面对财阀垄断、经济增长放缓的经济环境，青瓦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也不大，更何况韩国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注定要融入国际竞争。正因如此，尽管近几届韩国政府都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关注民生与就业，但一系列政策都收效甚微。

而出生率的下降却具有惯性。不仅如此，新增人口减少还会迅速加快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恶化。出生率下降首先会抬高老龄人口的比例，导致养老保险体系负担加重，而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又会倒逼社会福利支出更多地向老年人倾斜，使得社会福利更快地从鼓励生育的“生产型福利”向“消费型福利”转变。出生率下降还会导致劳动人口不足，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缩减，进一步扩大跨国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收入两级分化现象也会进一步恶化，激发社会活力越来越难。出生率下降使韩国很快就会面临兵源不足问题，有可能引发更重的兵役负担和安全危机。

50年前，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访问德国寻求投资时，曾去看望在德国工作的韩国矿工。当时他握住同胞的手，哽咽着说“我们一定要过上好日子”。这种落后贫困的“民族之恨”激励了几代韩国人，韩国也终于“跑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然而今天的韩国人好像失去了通过努力获取成就的动力，也不认为自己“过上了好日子”。个中情由引人深思。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