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已经度过第一个50天，在需要两党支持的国内政策议程和内阁提名确认问题上往往步履艰难，遭共和党严重掣肘。拜登奉行了“行政治国”策略，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以直接废弃的方式，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确立的一些保守主义议程，引发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在共和党剑指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的背景下，拜登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共和党，一种新“保守主义联盟”的反扑。

特朗普“接管”共和党？

自1月6日国会山暴力事件发生以来，围绕特朗普煽动暴乱的弹劾程序与审判，共和党内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划分出三个“阵营”。第一个是反特朗普的，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团第三号人物利兹·切尼、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以及联邦参议员米特·罗姆尼、本·萨斯等为代表。其中，切尼因在1月13日投票支持指控特朗普煽动暴乱的弹劾案，引起众院共和党团强烈不满，其“第三号”地位险遭废除。麦康奈尔因坚称特朗普对1月6日国会山暴力事件负有责任，遭后者炮轰为“政治黑客”，两人四年来的表面和气一夜被撕破。萨斯因投票支持“特朗普有罪”也遭到其所代表的州内共和党人谴责。

第二个是亲特朗普的，以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和泰德·克鲁兹为代表。他们因在1月初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程序中提出异议而遭美国主流舆论猛批。霍利的新书合约甚至被出版商撤销，霍利随即以“受害者”形象示人，成为共和党内反对“封杀文化人士”的急先锋。克鲁兹则在得州暴风雪天气导致大面积断电之际举家前往墨西哥坎昆度假，被媒体抓住“小辫子”，民主党人斥之为“抛弃得州人民的敌人”。尽管如此，霍利和克鲁兹等人仍拥有大部分共和党人及党内核心选民的支持。

第三个是“骑墙派”，以众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为代表，游走于上述两拨人之间。他同麦康奈尔一道，都认为特朗普需对1月6日国会山暴力事件负责，却又在佛罗里达州的筹款活动中特地赴海湖庄园拜访特朗普，努力修复与前总统的关系。

不难看出，支持特朗普与否依然是当前决定共和党议员党内前途的关键因素。媒体普遍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特朗普仍是共和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2月25日至28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是个风向标。与会者展示的对特朗普的“忠诚”，以及诸位重量级共和党人呼吁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团结，使得今年的CPAC俨然成了特朗普的“加冕礼”。特朗普在大会最后一天发表被媒体冠名“重返演说”的讲话，炮轰拜登和共和党建制派，从而吹响了他有可能出面参加2024年大选的号角。这些现象给人们一种感觉，特朗普似乎将“接管”共和党。

新“保守主义联盟”呼之欲出

特朗普真能“接管”共和党吗？舆论往往夸大了“特朗普主义”的影响。近年来冉冉升起的新生代保守派代表人物、智库“美国指南针”的负责人奥伦·卡斯认为，特朗普无论在风格还是内涵方面都算不上是保守派，所谓的“特朗普主义”只是数十年社会压力累积后引发的一场民粹主义“地震”。保守派看到了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便利用所谓“特朗普主义”对共和党进行改造，企图打造一个新的“保守主义联盟”，来巩固甚至扩大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

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由三股力量组成：一是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思想为圭臬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二是推崇拉塞尔·柯克等人思想的传统主义者；三是反共鹰派。这三股力量彼此之间有着相互抵触的价值观，但在历史上因反苏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苏联不尊重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传统主义者敌视无神论，反共鹰派则认定苏联对美国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苏联解体后，失去唯一黏合剂的“保守主义联盟”也瓦解了。

“后特朗普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联盟”则因反对“自由文化力量”（由大科技和大媒体相结合形成的势力）这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由于自由派长期掌握美国大部分舆论和文化阵地，特朗普激发了右翼保守派内心深处的“受害”情结，令他们倍感遭到自由主义议程的边缘化，进而使他们相信自由派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就警告说：“数千万美国人即将被崛起的左翼势力压垮。”这些人反精英、反专家，对右翼媒体传播的“阴谋论”信息深信不疑。种种迹象表明，拜登执政时期，共和党将延续特朗普的“战斗”状态，这将会使保守派因“文化反抗”而建立的联盟变得更加强势。

共和党代表“工人阶级”？

新的“保守主义联盟”之另一特点在于，扩大了联盟的基础，不仅包括老年白人男性，还成为多族裔的“工人阶级”团体。传统共和党人被认为是富有的“商业派”，但事实上“布衣”共和党人存在已久，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支持过理查德·尼克松，后来被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排斥在外，但并没有就此消失。1992年的帕特·布坎南、2008年的迈克·赫卡比和罗恩·保罗、2012年的里克·桑托勒姆等总统参选人都吸引过“布衣”共和党选民。特朗普的“贡献”就在于，不仅激活了共和党中的“工人阶级”拥趸，还将选民基础扩大到拉美裔蓝领。

近年来，以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乔什·霍利、汤姆·科顿为代表的“X世代”（指出生于1965至1980年之间的美国人）共和党人开始思考如何巩固特朗普构建起来的“多族裔工人阶级联盟”。卢比奥就提出了所谓“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capitalism），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强有力作用，以此吸引宗教和少数族裔选民。2020年12月，卢比奥在与“美国指南针”负责人卡斯的视频对话中表示，共和党人应利用当前的政治重组，成为一个“亲工人的政党”。另外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也看到这一趋势，寻求议程上的结合。国会新任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就提出要把民粹主义的信息和议程与传统的保守派纲领结合起来，从而继续扩大该党基础。他认为，“一个试图抹杀特朗普、不理解他对工人阶级选民吸引力的共和党，注定会在2022年及以后的选举中失利”。

共和党所谓“工人阶级化”的危害性在于，那些推崇亲工人、多族裔和民粹议程的保守派无一例外都是反华鹰派，把与中国对抗作为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过给中国“扣帽子”，散布“追求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帮了中国”“中国让美国人失去工作”等论调，来为他们推动保守排他的产业政策提供合法性。他们通过对外煽动意识形态冲突吸引拉美裔选民，这在得州和佛州表现尤为突出。这两个州也是反华议员相对较多的“重灾区”，像最近几年当选的佛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众议员迈克·沃尔兹、马特·盖兹、格雷格·斯托比，得州众议员丹·克伦肖、兰迪·韦伯、布莱恩·巴宾等，纷纷把对华强硬当作坐稳席位的“敲门砖”。总之，无论是从政党重组还是保守派迭代的需要出发，抑或备战2022年中期选举及之后的大选，与中国对抗都牢牢扎根于共和党的政策议程当中，也将对拜登的对华政策施展造成严重约束。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