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很大的“特普会”落下了帷幕。美俄元首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双方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会后都表示会谈是“成功”和“建设性的”，特还夸口说此会“揭开了美俄关系新的一页”，“取得了突破”，他“童言无忌”已成常态，对他此说不必当真。应该说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双方对对方战略立场与底线的认知和特普个人友谊，有助于改善了两国关系气氛。所谓此会“成功”和“建设性”，无非是两人对好不容易才开成的特普会的一种客气描述，实际上此会虚多实少，成果有限。美俄陷入后冷战时期罕见紧张的关系僵局和深刻尖锐的战略矛盾未能有效缓解。

美一直将俄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和主要现实安全威胁而加以防范遏制。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加剧了美对俄的恶感和敌意，两国关系空前恶化，降到历史谷底。普京亟需借助普特会松动与美关系，以盘活俄外交全局，凸显俄大国地位，摆脱被西方孤立的窘境，因而急于进行“普特会”。但特对俄充满矛盾心态，一方面感于俄对他在大选中击败强劲对手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性作用而欲知恩图报，真心亲俄和希望改善美俄关系。另一方面迫于形势，难以越美既定的对俄强硬政策“雷池”一步。这决定了此次“特普会”形式上互相示好，互给面子，实质上此会基本上是为“会”而“会”，无异于走了一个华丽过场。

美俄作为当今世界两个军事超强，其关系冰冷僵局是双方深层战略矛盾造成的。特主政白宫应该有助于美俄关系解冻。他怒怼世界，唯独对俄情有独钟，说明他确有改善美俄关系的意愿。但他口惠而实不至，坚持对俄强硬，升级对俄制裁，大量驱逐俄外交官，使美俄关系更趋僵冷。他这样做在一定意义上是违心的。对松动与改善对俄关系，特不是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愿也，是不敢也。特所以难有作为，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其一，美俄结构性深层次战略矛盾难以化解。这些矛盾主要包括双方弱俄与强俄之争，西化与俄化之争，战略力量反平衡与平衡之争，地缘挤压与反挤压之争，即美要从根本上剥夺俄的世界大国地位，最终将俄纳入美支配的西化世界轨道，俄则强力反制美的遏俄弱俄政策，坚定地捍卫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前进道路。两国针锋相对的国家战略及其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对抗性的，难以调和的。

其二，难以抗拒的国内政治压力。由于俄拥有能确保与美相互摧毁的战略力量，并推行与美相左的国际战略，防范打压与削弱俄已成为美朝野共识和包括建制派与民粹派在内的社会主流民意。在这种强大的仇俄反俄力量面前，很识时务的特只得收敛其与俄通好之心，将曾经表达过的要取消对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属俄所有和改G7为G8即将俄重新纳入西方大国集团等亲俄言论一风吹，转而全面强化对俄施压。他自称自己是“对俄最强硬”的美国总统，还说在他治下美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以此凸显他对美国及美国利益的忠诚。

其三，“通俄门”牵制。在美看来，俄干预美大选，帮助特入主白宫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在特普会前夕，美联邦大陪审团起诉12名涉“通俄门”的俄情报官员，使特难堪。现在共和党愈益亲特，“通俄门”事件声势下降。但只要这一事件未成为过去式，就始终是悬在特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尤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在处理对俄关系问题上不容闪失，在行动上不能对俄示好，否则将会给反对党攻击特本人和共和党以话柄，不利于共和党的选情。如“中选”中民主党得势，共和党失势，“通俄门”将重新发酵，对特将凶多吉少。

其四，欧洲盟国的掣肘。欧洲盟国和美国一样将俄视为对本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和挑战。防范遏制俄是美欧的共同目标。欧洲盟国担心特普会导致美“亲俄疏欧”，其领导人在特普会前纷纷访美，劝说特不要同普达成有损欧洲盟国的“交易”。尽管特在北约军费分摊和欧盟对美存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欧洲盟国啧有烦言，指责不断，但鉴于保持大西洋两岸紧密联盟关系是美国根本战略利益所在，也是美朝野两党最大共识，特在处理对俄关系上不能不顾及欧洲盟国的意见与诉求。

总之，特普会对美俄关系基本状况和走向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特朗普上位毕竟得益于俄支持，以后对付“通俄门”还需俄配合，其亲俄情结不会改变。在其任内，他会尽可能促美俄关系发生正面变化，两国一般不会发生冲突对抗，相互紧张关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至少不会更趋恶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中国驻美国使馆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