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7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指出，“不仅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如何过（历史）这一关。”王毅外长还指出，“日本的军事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自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番话，确实指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两个关键问题。

8月14日，“安倍谈话”虽然表述了舆论关注的四个关键词：殖民统治、侵略、深刻反省、由衷歉意。但其表述不仅断续，而且间接。当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即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显然，中国政府对“安倍谈话”所表述的“历史认识”，是不满意的。

安倍政权在防卫政策方面与中国“较劲”的立场，同样也不会令中国满意。今年5月11日，联合执政的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就通过“新安保法案”达成共识。所谓“新安保法案”又称“10+1法案”，由经修改的《武力攻击事态法》等10个法案汇总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以及新制定的《国际和平支持法案》构成。7月1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新安保法案”，现正由参议院审议。如果参议院否决新安保法案或超过60天仍未进行表决，按日本宪法有关规定，众议院可再次进行表决。若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法案即可成立。由于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各占290席和35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各占114席和20席，因此若无意外，法案将最终获得通过并生效。

安倍为何在两大关键问题上拒绝和中国相向而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首相安倍晋三主要智囊谷内正太郎曾表示，“对于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如何与中国相处是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于安倍政权而言，尤其困难，尤其沉重。”所以如此，主要因为缺乏充分独立自主性的日本外交，受美国“亚太战略”深刻影响。

上世纪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至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曾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成为“中日关系四原则”。“蜜月期”的出现，除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理性务实，还因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调整。当时的美日关系处于战后最佳时期。

但是近年，美国正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首先，普京首度执政后，不仅继续强化军事实力，而且在乌克兰问题上和美国针锋相对，甚至一度“剑拔弩张”。其次，“9.11事件”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愈演愈烈，近年“伊斯兰国”的出现，更令美国难以真正实施战略转移。第三，尽管中国强调实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建设，被美国视为对其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战略格局的“威胁”。最后，美国北约盟友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令美国的指挥棒日益失灵。

2006年，安倍曾发表题为《致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政权公约”，主张清算“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并称要制定自主宪法，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的“自信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外交自主”。今天，如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写道的，正是认识到“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发生相对变化”，

安倍看到了“夺回强大日本”的机会。因此，再度执政后，安倍即着手实施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以不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备为手段，以“独立强军”为本质，以转变专守防卫政策为目标的“夺回强大日本”战略。这一战略，无疑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今年6月初，日本《现代周刊》杂志报道，“安倍总理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视中国为‘假想敌’。”我们无需在意这是安倍酒后失言还是酒后真言，我们只需判断，安倍是否“狐假虎威”，和中国“较劲”？中日两国是否陷入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日美关系绝非“铁板一块”。作为两国“经贸合作”象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共29章，由于双方在农产品和汽车的关税方面互不相让，目前达成“合意”的仅10章。今年7月28日，TPP12个相关国家的贸易部长齐聚夏威夷。美国表示，“打算完成TPP最后一轮谈判”。但是，曾任小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克莱顿·尤特认为：“等他们到达夏威夷时，会发现情况有多困难。画上句号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得多。

与之相比，中国和日本在经贸领域高度互相依存，“政冷经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是双方共识。重要的是，“经贸互利”不仅是维系中日民间关系的主要纽带，而且影响到安全领域。多数日本民众反对“新安保法案”，即与之直接相关。我们必须明确，“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