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的升温，也使得中美之间是否会擦枪走火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实，擦枪走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的战争意愿，是擦枪走火后的冲突升级，甚至是大规模战争。历史表明，战争导火索从来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如果参战各方都没有以战争牟利的意图，擦枪走火将得到很好的控制；但如果参战一方本已抱定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危机管控得再好，妥协做得再多，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二战前英法不厌其烦地安抚纳粹德国，仍然无法满足希特勒的野心，因为希特勒早已抱定必战决心；冷战初期，中美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惨烈战争并未引发两大阵营的全面战争，因为美苏都缺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愿。

米尔斯海默预言VS普遍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及一位战争预言家，那就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他认为，大国之间必然爆发战争，这一悲剧是基于五个基本假设：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大国具备进攻性力量；国家之间不存在彻底的安全互信；国家以生存为首要目标；国家是理性计算的行为体。世易时移，米尔斯海默依然坚持着他的悲剧逻辑，并认为战争将是中美权力位移的必然结果。

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的五个假设大多都能印证到中美身上。中美之间处于毋庸置疑的无政府状态——既不属于同一个军事同盟，又不同属于任何自由贸易区，同时包括两国的一些多边机制没有足够强的约束力；中美安全互信程度低，美国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合作，强力推进“亚太再平衡”，以制衡中国崛起；中美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在外交战略上表现出极为审慎、精于计算的特点。

惟一不同的是在国家生存方面，其典型特点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扩张对中国造成生存威胁，但是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众所周知，美国将推广美式民主价值作为“天定命运”，追求单一化的全球政治形态，这是一种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取向；中国则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提倡各国根据国情选择的独特发展道路，认为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多元而非单一，这是一种乐观其成的意识形态取向。美式民主与中国式民主差异明显。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特色鲜明，被美国视作异类和有待改革的对象。在很多时候，中国几乎要独自面对美式意识形态攻势。从这点来看，中美之间似乎可能真的会发生战争，并且似乎是中国率先发起战争的可能性更高。

但是，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不会以战争挑战美国的霸权，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且中国面临到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美战争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米尔斯海默运用进攻现实主义理论，预测中美之间“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目前中国还不够强大，因此保持了和平发展态势，但是到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时，和平就可能不保了。由于按照中国的三步走战略，中国要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才能成为发达国家，因此目前来看这还只是一个理论命题，缺乏足够的现实参照。

而从美国方面看，流行的观点也认为，美国不愿意发动战争。首先，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南海地区）存在地利之便，中美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实力平衡，且中国捍卫地缘利益的意志更胜一筹，这导致美国不会轻易对中国开战。第二，东海和南海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之所在，美国不会为不值得的事情与中国大动干戈。中美都是核大国，且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一旦之间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亚洲联盟体系与中国的对抗

上述理由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的理由是成立的。这从根本上由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阶段决定。但是，美国不会发动战争的理由并不全部成立，未来美国以军事手段打断中国崛起的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中美是否在西太平洋构成实力均势，并非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存在，拥有众多军事盟友，扼守西太平洋众多战略要冲，对中国形成岛链包围圈。尽管相比美国依赖盟国提供紧急后勤补给，中国的补给体系似乎更加便捷顺畅，但综合来看，很难说中美已经构成在西太平洋的均势格局。

其次，所谓美国不会因非核心利益与中国开战的论断，存在两个预设前提，即中美开战一定是大规模战争、南海或东海冲突一定以该海域为目的。前者是说“成本高”，后者是说“收益低”。然而这两个假设都不必然成立。其一，岛礁之战并不必然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正如中苏珍宝岛之战并未扩大为全面战争和核战争一样；其二，局部战争并非只有局部意义，从远期后果看，小摩擦可能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局部战争可能造成全局性后果。

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继续崛起，美国经济则持续相对衰落。和平是中国最大的机遇期。如果美国决策层将保持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作为优先目标，且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对美国霸权的挑战，那么美国必然以“优势手段”阻止中国崛起。所谓“优势手段”并非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美国对苏联的优势在于经济和制度优势，因此通过拖垮苏联经济而赢得了冷战；美国对日本的优势在于货币霸权，因此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狠狠打击了日本经济。那么美国对中国的“优势手段”又是什么呢？从中美竞争格局看，亚太地区正在形成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面。若进行地缘经济竞争，美国难以占据上风，这从亚投行成立时的中美外交博弈可见一斑；但是若进行地缘军事的较量，美国携其东亚联盟体系，对中国具有显著优势。因此，美国对华“优势手段”是地缘军事能力。

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很快就会对中国动用武力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以两条腿走路实现“亚太再平衡”。一是贸易领域的TPP谈判，二是军事力量的亚太优先战略。倘若TPP谈判进入死胡同，或者谈判标准降低，TPP谈判遭遇事实上的失败，美国挑动东亚军事紧张的意图会进一步增强。反之，如果TPP谈判成功，中美将同时展开贸易和安全领域的竞争，那军事对抗的压力会相对减小。但是，考虑到中美国力增长的大趋势是中强美弱，美国以武力对抗中国“威胁”的意图会持续增强。

亚太地区的中美对抗，实际上是美国亚洲联盟体系与中国的对抗。失去了盟友的支持，美国就失去了对抗中国的支点。因此，在最终诉诸武力之前，美国会将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作为其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在达到满意效果之前，美国不会也难以发动对华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动武之前会长期平静，因为美国可能竭力促成中国与邻国的军事摩擦，加剧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从而为其未来的对华战争铺平道路。

中美各自的努力方向

中国的地区安全理念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笃信“民主和平论”和“均势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天然能够维持和平，但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则容易发生战争；国家是否称霸由实力而不是意图决定，因此必须制衡崛起国，以均势求和平，甚至不惜以武力恢复均势。中国则事实上按照“贸易和平论”行事，表现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提倡“互利共赢”甚至“义字当先”，主张首先加强经济战略合作，改善各国民生，进而逐渐增强政治和安全互信。

为了避免战争，中美各自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美国方面：第一，美国需认识到，尽管中国倡导“搁置争议”，但并不意味着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坐视不理。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东海冲突，南海争端的升温缘于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强化其非法占领的单方面行动。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迫使中国采取措施进行回应。

第二，美国需要明确，国际格局稳定与否的决定因素不是超级大国的数量，也不是扮演超级大国角色的国家性质，而是全球治理的机制化程度。如果美国以日本“再军事化”来弥补自身军事实力的不足，就可能难以遏制日本军事化的步伐，最终导致东亚呈现三强鼎立格局，这一复杂局面将更不利于东亚安全管控，并且必然导致美国霸权事实上退出东亚地区，进而对全球格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相反，中美应在核不扩散、地区安全、反恐、全球贸易安排等全球事务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这将有助于实现权力格局的和平转换，无论对世界整体还是对美国国家利益都是有利的。

第三，美国需要充分尊重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中国核心利益。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相当成熟，而中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快速进步，正如美国的市场经济更为完善，发展却相对缓慢；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虽不够成熟，但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然而，正如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批评中国的经济模式，美国的政治家也不忘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即使中国的难处和不足只是发展阶段使然。而且，相比于享受大国的尊严和权利，美国更希望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又冒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土利益。显然，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抱以完全的尊重，那么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美冲突只会激化而非缓解。

中国方面：第一，中国应努力避免与领土争端国的军事冲突，以避免第三方干预。为了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中国首先应避免与相关国家的冲突激化，并在中长期有技巧地逐次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应摆脱“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样的简单逻辑，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时刻牢记，中国的优势手段是地缘经济能力而非地缘安全能力。只有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尽可能牢固的经济联系，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偶发冲突，从而熄灭冲突升级的火花。

第二，中国需制定和发布未来35年的全球战略。中国需要致力于成为区域军事强国和全球经济强国，但是应抵制追求霸权的诱惑。中国应该避免追求超越东亚的军事优势，并应对美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抱以明确的尊重。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维护其合法利益的努力。

第三，中国应尽可能全面、快速、坚定地提高区域军事能力。如前所述，美国的优势手段主要来自地缘军事能力。中国的军事能力越强，好战者的战争自信就越弱。而且，中国应当声明军事冲突底线，例如，将攻击中国岛礁或中国大型舰艇视作对华宣战。战略的清晰化，有助于避免代理人战争或直接的局部战争。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