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举行了首脑会谈。这是两国首脑自2014年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谈以来，时隔不到半年的第二次会晤。这无疑向两国人民、本地区以及世界释放了中日紧张关系缓和的重要信息。

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双方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将会进一步解冻和扩大，对于双方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要特别注意中日对首脑会谈定位认知存在的差别，可能会带来误判，成为双方关系再度紧张的潜在风险。

非对70周年谈话措词首肯最可能出现的误判，可能来自于日方对中方如何看待安倍在战后70周年谈话措词的认识上。日方似乎把此次安倍在万隆会议上对于历史问题的表态，作为之后访美在美国国会演讲以及70周年谈话的措词基调的一次试探。诚然，中方没有对此直接批评，但日本不应当认为中国已经默认。

首先，同意首脑会谈不等同于默认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措词。中方同意应约举行首脑会谈的首要目的，就是直接试探日本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这一点在习近平会见安倍的开场白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同时，习近平肯定了去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并说要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双方要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换言之，中方把此次会谈定位为听对方表态以及向日本民众释放善意的机会。

第二，不能把首脑会谈的背景视为中方争取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方的不少解读认为，中国同意在短时间内举行首脑会谈，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均采取消极态度，中国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为了争取日本早日加入而在首脑会谈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动作。不能否认，中国一直鼓励日本加入亚投行，但是亚投行问题是否真的是决定中国对日政策的关键因素，则是一个问号。现在已经有57个国家决定加入，日本的加入估计是个时间问题，中国应该不会太在乎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相反，如果把首脑会谈定位在为了让日本早点加入亚投行，似乎也不大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

第三，日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巩固国内政治权力后，在对日外交上会有更多自信和宽容。有的日本媒体认为，尽管安倍在雅加达的演讲中没有触及殖民侵略，也没有衷心道歉，但是首脑会谈仍然举行了，因而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内部权力稳固了，为了国内经济的需要，现在优先改善对外关系。用中国国内权力斗争来解释对外关系向来很吸引人，但是既没有实证的基础和可能，从过往来看预测的结果大多不准确。如果按照上述国内权力稳定论的逻辑推理，也可以得出由于自信的增加，在外交问题上可能更加坚决的相反结论。

日本方面在解读中国意图时不可掉以轻心，认为好像这次试探已经得到了中国对战后70年谈话措词的首肯。在首脑会谈上，在历史问题上直接指责和提出具体要求都是不合适的，但习近平已经婉转地表达了担心；同时不能够认为在亚投行问题上可以作为历史认识的交换筹码，而误判中国的态度。

回想起2012年民主党政府在决定对岛屿国有化前，误认中国方面肯定认为与其让石原慎太郎购买岛屿引发更大风波，不如默认日本中央政府购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日本方面把自己的愿望代替了中方的解读，结果造成中日恢复邦交后最为严重的外交冲突。

此次同样的误判可能会再发生，中国同意首脑会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脑见面了，日本国内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气氛就容易形成，也可以反驳日本一些人认为中国利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看法，反过来也是对安倍的牵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做预防工作。虽然在安倍发表70周年谈话前，中日两国领导人会面可能没有机会，但如果日本把这次首脑见面看成是中日对70周年谈话的措词已经达成默契，可能将又是一个重大的误判。因此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日双方必须不间断地进行沟通，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

中国对日外交的两难困境

为什么中国不用更加明确的方式向日本释放信号以避免误判呢？那是因为过去中国曾这样做了，但是效果并不好。这应该是中国对日外交走向更加精致的努力，但有时候不明确表态有可能让对方产生误判，这是目前中国对日外交上的一个两难困境。

中国认识到对日外交要区分场合才能起到事半功倍效果，不区分场合的批评只会伤及日本民意。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与会者中既有亚洲国家也有非洲国家，日本没有侵略过非洲国家，在这个多边场合公开批评日本没有提及侵略历史和道歉并不合适。这个月底，安倍很有可能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沿用同样措词，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下这是可以被接受，但是如果在70周年首相谈话中仍然像这次在雅加达的演讲中那样采取间接多层引用的方式，则很难让中韩信服。（安倍在演讲中说“不以侵略或侵略威胁、行使武力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对过去战争仅表示“深刻反省”，未为殖民侵略道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正面予以评论，但指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国际社会广泛期待日本能够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同一天，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对于谈话的具体内容不提要求，但是必须要表明真正地反省历史的诚意。韩国外交部也表示对安倍讲话中，缺少谢罪、反省等核心部分感到非常遗憾。韩国驻日本大使在演讲中说，侵略、殖民地、反省三个关键词很重要。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安倍谈话可能出现模糊措词的牵制。

如何才能够破解这个两难呢？首先，中国要努力同日本建立正常工作关系，这将为中国向日本方面传递准确信息提供多重有效的渠道。虽然这次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但没有参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至少达到了在历史问题上，双方最高领导人接触的最低限度要求。首脑有了接触，双方的各种沟通渠道就可以运作起来，这肯定不是当年“中日友好”的状态，但是至少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工作关系。

有了这些，中国才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准确传递那些在首脑层面以及公开场合不便表达的意见。中日在2012年的岛争中之所以最后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也同双方在各个层面的沟通渠道失灵有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在需要对日本进行肯定的时候也要及时争取民意，例如安倍强调要积极评价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在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明确肯定了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期待日本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是对于过多强调面向未来而淡化记住过去，则须指出面向未来不等于淡化过去负面的历史，面向未来要建立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强调程度多少的问题。

第二，中国仍须通过美国向日本方面传递信息，虽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在目前是一种直接对日外交的有效补充。无可否认，日本的70年谈话也好，靖国神社首相参拜也好，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的影响，大于中韩的反应。《纽约时报》4月20日发表题为《安倍晋三与日本历史》的文章称历史问题早该得到解决，迟迟没有解决应主要归咎于安倍及其右翼政治盟友长期质疑甚至企图篡改历史，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4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方一直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日本应以弥合及和解方式处理有关问题，美方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此次首脑会谈也为安倍访美能够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国虽然不能过度指望美国来开展对日外交，但也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情况下美国因素的重要性。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