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G7（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为应对“石油危机”而协调经济政策和整合内部资源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带有区域性和全球性。为防止类似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重演，1999年12月由G8（G7加俄罗斯）在柏林组建了G20（G8加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G20正式走上世界经济舞台，充分表明单靠发达国家难以解决突发性的全球重大经济金融事件，加强南北沟通与合作必不可少。

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很少有人预测到2007年美国会爆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到全球各地，近5年来，在G20机制内进行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旨在消除危机影响，设法走出危机，促使全球经济“强劲、均衡和持续增长”。

三、从G8到G20是时代变迁的结果，是南北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必然。从历史上考察，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经济合作组织（OECD）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年均GDP增长率为5.3%，70年代年均增速为3.7%，80年代年均增速降至2.8%，90年代进一步降至年均增长率仅为2.5%。21世纪前7年，经合组织的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年均GDP增长率约为2.8%，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停顿和弱势增长的困境。

但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发达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发达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3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

四、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逐渐改变着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发达国家重视“南方因素”的作用，组建G20集团，从时间点上看虽然太晚了些，但却是值得肯定的举措。当今G20己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论坛”、世界经济“新协调群体”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沟通的桥梁，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五、G20中有11个新兴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则为12个。新兴经济体是介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话语权不断扩大。“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南非、印度和巴西）、“钻石十一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灵猫六国”（CIVITS，由6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串成，分别是中国、印度、越南、印尼、土耳其和南非)等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但是，何为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

六、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认的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至少需要具备六个条件：一是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愈益紧密；二是奠定了工业发展基础，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带，工业与贸易结为纽带，并形成两者同步发展格局；三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升，人均收入己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消费需求欲望日趋旺盛；四是社会经济政冶形势保持基本稳定；五是天然资源或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素质及综合要素生产力日益提高；六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要素。根据上面六个标准衡量，目前，全球大约有40几个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己经形成了“新兴经济群体”。

七、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认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世界银行发布的《2011年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指出，到2025年，中国、印度、巴西、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六大新兴经济体将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再由单一货币主宰。

八、G20的属性似可定位于“南北对话”的一个缩影。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一种思潮，认为西欧虽然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富有的经济”、“高水平的科技”，但“缺少发展空间和资源”。因此，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1975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了“南北对话”会议，但经过两年的对话，南北双方只是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原则立场，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至沦落为世人皆知的“聋子对话”。但在G20框架内进行的“南北对话”己不再是完全的“聋子对话”，G20一致同意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及投票权，已经初步得以实现，但远未反映出南北经济格局的真实变化。

九、G20现己成为处理重大国际危机和重大国际经济事件的不可替代的快捷对话机制，其对话领域已从国际经济金融领域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从应对危机逐步转向全球经济治理，商讨的议题既带有短期性，也具有长期性。总体看，G20所讨论和协商的议题，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利益混杂、制衡点多。在G20机制内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诉求，谋求共识基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是G20保持持续生命力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十、值得关注的是，即将召开的圣彼得堡G20峰会的背景与以往G20峰会有所不同。首先，2013年美日欧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好趋势，而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经济“短板”显现，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唱衰”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大。其次，美联储即将调整和退出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编者注）以及日本央行继续推行更加宽松货币政策，不管是退出抑或继续“量化宽松”政策，受损者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上述景背变化下，圣彼得堡G20峰会如何协调政策和立场，能否达成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共识，将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

十一、鉴于新兴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对内和对外投资潜力大、工业化提速、消费欲望和创新能力趋强、存在减息空间和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能够应对和抑制“南快北慢”变化速度放缓的局面，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因此，12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圣彼得堡峰会上，仍应像以往一样，以全球利益为重，积极主动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促进南北共同发展和繁荣。

十二、圣彼得堡G20峰会将讨论什么议题？总体看，本次峰会设定的议题仍脱离不开对当下世界经济形势的评估以及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多重风险。世界经济最可能面临的多重风险主要有七点：

（一）各国内部贫富差距不同程度的扩大，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动荡；

（二）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快，财政负担愈益加重；

（三）全球投资欲望不强，经济增长不足，全球失业率居高难下；

（四）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环境安全面临的挑战以旧；

（五）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新问题、新风险。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面对资金撤出、国债收益率上扬、货币贬值、通货通胀上升、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六）世界经济尚未步入“快车道”，贸易、投资及货币摩擦加剧；

（七）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整合加快，但TPP缺少开放、包容、透明性，带有不该有的歧视性与排他性，不利于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

十三、圣彼得堡G20峰会的主题定为《增长与就业》，这一主题仅为世界经济存在的“烦恼”之一，在峰会讨论中需要涉及世界经济面临的其他相关挑战，否则难以解决“世界经济增长不足，全球失业率难下”的问题。

十四、在2008年和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G20峰会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但金融危机威胁减弱后，G20的宏观经济协调能力有所弱化。世界经济现正站在十字路口，G20需要以转型及机制建设去应对挑战，探讨和制定G20发展方向。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