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流向变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市场开放的程度和社会公共管理水平的效果；基础设施的状况和商业物流的水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已形成的企业国际竞争力恰恰是得益于上述三大要素的积极变化。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以及美国在对华认知上的自信与不自信的二元结构反射。尽管当前有必要减少贸易战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贸易战也让这种二元性的内在问题受到关注，以及进一步凸显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如果利用得好，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将贸易战转化为促使中国经济升级，和完善与美国以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良压”。

特朗普对华政策介于“接触”和“遏制”之间，我们称之为“规锁”，其基本意思：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借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长期来看，由“规锁”过渡到“遏制”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路径选择，有三个方向：一是在坚守核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最小化中美贸易纠纷造成的损失；二是绕到中美双边关系之外，通过积极参与以维护WTO等多边机制的谈判以及推动多边或区域经贸合作的谈判，最大化广大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国的收益；三是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考虑到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不同立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仲裁体系的立场不同，实现全面改革的机会有限。然而，实现部分协议是可能的，这将使世贸组织的活动适应具体成员国的需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的规模会是有限的。围绕世贸组织改革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可能获得通过，由于2019年末可能出现仲裁体系瘫痪的风险，改革协定更早达成也有可能。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无法排除出现激进行动，例如美国退出世贸。

当前全球供应链所面对的系统风险，明显大于开放带来的机遇。中国正在这种新形势下打造自己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而且中国的供应链正在全球上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供应链在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上的态势，正在明显加快。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带一路”，我们正在打造新的供应链。今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完成我们从加速度增长到高质量，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转型，完成我们下一步在全球打造共享式的全球供应链。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化外部危机为内部改革倒逼势在必行。近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正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促进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政策不断出台。除了加快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全面确立“科技强国”和“创新立国”战略，通过制度性开放以及参与推动双边、诸边、区域性自贸区网络，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开放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贸易保护主义让美国误入歧途，霸权日益衰落，根本无法实现“美国再次伟大”。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隐忧和风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加剧美国经济“滞涨”风险，或让美联储遭遇前所未有的政策困境，陷入加息与降息的“两难”。再加上贸易保护更不是制造业回流的灵丹妙药。而且美国采取的贸易霸凌手段严重透支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国际信誉。

对冲关税上升的政策首选仍然是通过减税和降低社保费率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其次是增加财政支出，支持消费和投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定向宽松，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外削减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税也有助于稳定外需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由于民主党推出最有竞争力的前副总统拜登竞选总统，对特朗普产生巨大压力。5月5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对中国追加高关税，这不仅对中国经济、市场产生下行压力，也将冲击美国经济。与此同时，因美国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使中美贸易谈判受阻，对日美贸易谈判产生有利影响。不过，日方不希望日美贸易谈判近期达成协议。

近几年来，日本与韩国之间关系持续紧张。近期，日本有人提出与韩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政府还有一位高官提出对韩国进行制裁，引起韩国方面高度警惕，有人担心日韩两国可能爆发贸易战。不过，韩日两国经济处于水平分工阶段，打贸易战无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