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全球化形成的全球经济和多边体制，可能分裂。且这种分裂的势头并没有到得到遏止。与此同时，当前的全球多边机构不适应于一个大变化了的世界，将面对着生死存亡的系统性变革压力。民族主义是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而大多数严重依赖全球多边体制的国家，将继续参加或者组织一个个替代性的国际组织。

为防止中美两国由贸易战恶化而进入“修昔底德陷阱”，首先需要中美两国通过及时有效的战略沟通正确认识对方，形成共识。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第三方的作用也很重要。另一方面，中德双方高层政治引领对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良性话语体系的互动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传统制造业回流的空间有限；美国投资环境不友好，政策也不包容；再加上当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美国市场的疲软将引起全球范围的供过于求。为了降低成本，在激励的竞争中保住市场，制造业流出美国的动力可能更强。

目前世界经济出现的高资产价格、高债务、高杠杆率等“三高”问题，是2008年以来全球央行持续大规模非常规货币刺激的产物，属国际金融体系顽疾、重疾，对世界经济肌体隐患极大，但美联储及各国央行此轮再度降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加重病候，加剧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由于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由美国作为一方的多个双边贸易协议所构成的新全球贸易体系，但建立这一体系尚需时日，目前美国没有理由急于同WTO分道扬镳。此外，特朗普政府在WTO去留问题上的决策还将受国会制约。由此看来，特朗普的退群威胁，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其目的在于在WTO改革谈判中为美国榨取更多的让步。

美国商界强烈意识到，一旦中美关系彻底破裂或脱钩可能带来的对世界秩序的巨大冲击波，因此，更担心中美“脱钩”。而且数据也说明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美企近期纷纷呼吁双方能摆脱这种阴影的影响，回归到一个良性轨道。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但跨国公司价值链依旧是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

在工业化世界遭受“中断”之苦、挖空心思在寻求应对“中断”之策时，中国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中断”的威胁。中国应设立关于全球经济的“中断”研究项目，尽快从中国的角度对世界系统的“中断”进行描述和分析，提出全球化发生重大“中断”的情况下的多种替代方案。

弗里德曼呼吁中美之间通过“深的技术”，克服彼此的“信任”问题，缔造新的“两个制度”下的“一个经济”。问题是，目前出现了这样的逆转：中美“贸易战”也许还将深入或者升级，“深的技术”正在变“浅”，甚至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美正在“大脱钩”，不仅是“两个制度”，而且是“两个经济”。按照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逆转终归是暂时的？

全球价值链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各国将更多依靠产业垂直分工，中国应该尽可能留在产业链中，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我们要尽量留在产业链中，就要利益共享，不能赢者通吃，得与其他参与方分利，这方面华为做得非常好。另外，供应端的多元化下还有如何缩短产业链的问题。现在全球产业已经开始出现某些变形，我们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加强对产业链保护，特别是法律层面的保护。

大多数G7成员国今不如昔，它们的全球任务清单实在太长而且似乎很难一一完成。越来越有点“不思进取”的G7峰会，或许将逐渐蜕化为没有太多实质存在意义的高级别空谈场所。G7不再能为国际经济秩序分忧，部分发达国家又通过多边或双边机制阻挠G20内的新兴经济体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下去，全球经济治理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