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持续已近一年，其对两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意味着中美之间旧的均衡已经打破，而寻找新的平衡点并非易事。这里所说的平衡点，从短期看是贸易协定的平衡，从中期看是经贸关系的平衡，从长期看则是经济体系和国际地位的平衡。6月29日在G20大阪峰会上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无论从贸易谈判前景还是中美关系走向看，此次会晤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贸易战进入下半场

以今年6月新一轮关税升级为标志，中美贸易战进入下半场。此时，不妨对贸易战的经济影响做一个中场点评。两国经济和贸易结构的不同决定了，贸易战的主要影响方向也不同。对中国而言，“出口方向”是主要的：贸易战的影响已经在企业出口、商业信心、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等方面表现出来；另外，贸易战的持续将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的核心地位，也可能阻碍其向产业和价值链高端升级的进程。对美国来说，除农业等个别领域外，“进口方向”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华加征关税后，相应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关税幅度基本一致，关税代价实际上由美方支付，其中消费者承担了主要部分；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势必对物价和消费者福利带来冲击，公司盈利和股市也难免受到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并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已不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在6月28日-29日于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一些国家和经济体的领导人表达了对贸易关系紧张带来的经济风险的关切。例如，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明确表示，美中贸易关系困难造成世界经济放缓，并敦促关注双边贸易纠纷带来的全球负面影响。峰会通过的宣言说：“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低迷，并存在下行风险，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显然，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是世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主因。

回顾中美贸易战的演进可以发现，去年12月1日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之际的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彼时，两国领导人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并开启了一轮密集高效的经贸磋商。在谈判遇到挫折、双方互信受损的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于6月29日再次会晤，并就重启经贸磋商达成共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另外，特朗普在G20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中还提到，将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继续供货。

此次习特会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能否最终扭转局面，结束已经长达一年的贸易战，还要看后续经贸磋商的具体进展，特别是双方能否在导致前期谈判搁浅的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影响决策的外围因素也很多。从美国的情况看，明年的总统大选将是一个重要政治考量，关税对消费者福利和公司盈利的负面影响可能加强对贸易战的内部制衡力量，而反市场、反全球化的做法也将引起企业界的反弹。对中方而言，2000亿美元关税从10%到25%的升级已于6月15日生效，其影响将逐渐释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税持续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投资活动和供应链调整等决策的影响越大，相应地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也越大。因此，避免贸易战的长期化将是明智的选择。

贸易战的两种可能与中美关系的两个未来

中美贸易战的规模是空前的：美方已对中方合计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方则对美方11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了报复措施。很明显，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两国贸易战的“武器库”也是不平衡的。美方已启动对剩余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程序。如付诸实施，中国经济难免在“出口方向”遭受冲击，而美国经济在“出口方向”的负面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因此，防止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是中美共同利益所在。所幸的是，大阪G20习特会为下一步经贸磋商定下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调，美方亦表示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后续谈判仍面临巨大挑战。中美贸易战、双边经贸格局以及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系将向何处去，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贸易谈判的两种可能。今年5月初以来，中美经贸谈判出现波折，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分歧加剧。美方据此做出了升级关税的过激反应，并对华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皇冠上的明珠——痛下狠手。显然，中国除了反击，别无选择。随着出招与反制范围的扩大，贸易战的攻防平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进攻”能力看，由于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关税手段，中方的选项实际上增加了，中美之间“武器库”的不平衡程度也降低了。从“防守”能力看，中国的体制、政策空间和动员能力也决定了其较强的韧性、耐久力和抗击打能力。总体上看，双方的不信任加剧，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加大。目前看，仍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双方选择各退一步，争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成协定；其二，双方立场僵持，贸易战持续，只有当严重负面影响出现，双方才可能做出重大妥协。

经贸演进的两条路径。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演进可能出现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其一，以贸易谈判取得突破为契机，在经济体制协调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其二，贸易战长期化，在体制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渐次脱钩。“脱钩”在理论上似说得通，也是美方一些人士所鼓吹的，但问题在于实践中能否做到，须多长时间，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对中国来说，“脱钩”显然不是选项；多元化是必由之路，但国际经贸方面尚无经济体可以替代美国的作用。对美国而言，竞争力和繁荣并不会很快终结，但将大打折扣。对其他国家来说，短期内可能有受益者，但长远来看没有赢家。

中美关系的两个未来。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的演进也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中美两国保持“经济协同”，这种协同通过制度优化调整得以维持，从而促进中美关系保持基本稳定，两国实现共同繁荣；其二，中美两国走向“经济冷战”，经贸在两国关系中的正面作用减弱，负面效应增强，从而导致双边关系持续紧张。“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中美两国滑向“经济冷战”的危险则是现实存在的，而“地缘经济”博弈导致世界经济失速、失序的风险也不可低估。

这两种可能、两条路径、两个未来是相互交织、密切关联的。贸易谈判的突破可望引领中美经贸良性演进的路径，并塑造两国关系共同繁荣的未来。相反，若谈判僵持，贸易战可能演变成拉锯战，其对双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在打打谈谈中持续释放。如果谈判破裂、贸易战升级、科技战加剧，世界两大国之间的“经济冷战”也将拉开帷幕。

双方应基于现实判断和理性思考，寻找新的平衡点

中美两国现在面临的麻烦源于美方对现状的不满和不安，以及试图改变现状的意图和行动。无疑，对贸易战这种非常规手段的运用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土壤”，也离不开中美双边关系演变的“气候”。极端手段、极限施压的做法在挑战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也在挑战美国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旧的均衡已经打破。相应地，双方应基于现实判断和理性思考寻找新的平衡点。

首先，在短期内寻找贸易协定的平衡点。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最近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规模和文本平衡性三个方面。笔者认为，面对分歧和困难，双方需要努力保持谈判势头，通过有效的磋商和必要的让步寻求利益平衡点。特别是作为始作俑者的美方，不能“狮子大开口”，不能追求“赢家通吃”，不能“里子面子”什么都要。另外，因为10%的局部分歧而放弃90%的整体成果对美方而言是极不明智的。然而，由于双方互亮底牌，中美经贸谈判的妥协空间实际上已经缩小了。此外，国内政治因素对谈判的制约也不可低估。这都加大了寻找贸易协定平衡点的难度，也考验着双方谈判团队的智慧。

其次，在中期内寻找两国经贸关系的平衡点。贸易方面，缩减顺/逆差规模是必要的。然而，“定量采购”是老办法，有其局限性；大豆牛肉，讨价还价，亦非治本之道。为长远谋，中美双方应着眼于建立推动自由贸易、促进经贸平衡的制度性安排。中方可以在汽车等重要行业大幅下调关税，未来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目标其实也可以谈。投资方面，双方加大市场准入开放的空间都很大。对中方而言，提升关键市场的准入程度一方面可以逆势推进开放，另一方面可以加强跨国公司信心并与之重建伙伴关系。同时，面对美国内对于中企收购活动的怀疑乃至敌意，不妨鼓励企业在美实施大规模的、标志性的绿地投资项目，从而通过大量创造就业建立美国各界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其实，中国制造业在美投资的潜力很大，并已有万象、福耀等先例可资借鉴，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处女地也有待开拓。展望未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能取得突破，将为两国双向投资奠定制度基础。

再次，从长期来看寻找两国经济体系和国际地位的平衡点。西方有人将中美贸易战视作21世纪世界霸权之争的序曲，其实这种看法还是文明冲突论和强权政治思维的产物。秉承“和平崛起”理念、奉行“为而不争”哲学的中国并不谋求霸权，也将理性地面对种种怀疑乃至抵触。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在进一步完善自身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也须着意提高其与外部世界的“兼容性”，这将有利于确立与中国经济规模和贡献相应的国际地位。具体问题很多，但主要还是在中美两大国、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点的问题。

上个世纪的百年风云表明，历史可能在不经意间走上歧途，然后以很大的代价纠正自己的错误。面对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决策者理应审慎，避免两国滑向对抗。对美国来说，通过打压、遏制逼出来一个劲敌并非明智，最终能否战而胜之亦未可知。“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双边关系定位上中美两国各说各话终归不是长久之计。问题是，在美方明确界定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中方一直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是否存在中间地带，能够找到一个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概念，并以之为基础建立战略互信？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合作和竞争共存，合作是根本。因此，笔者认为，“以合作为基础的良性竞合关系”不失为对中美关系的一个理性定位，而“以和平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伙伴关系”则是一个长远目标。竞争客观存在，但应是良性的，不能挑战对方核心利益，也必须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为底线——此时的贸易战正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

（作者为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