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需要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寻找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平等合作模式；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与发展。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包容和平的全球发展新秩序，实现东西思想的共融互鉴。

韩国为打破日本的限制、实现半导体材料的国产化，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外国企业到韩投资设厂加快生产感光材料，美国杜邦公司就是这一时刻，增加对韩国投资生产的。日本企业也已意识到，美国杜邦公司在韩国投资设厂生产感光材料后，势必对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上升。中美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尽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购等方面美国需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考虑在关税豁免等问题上采取积极举措。美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有助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也会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建立更大互信。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对美国造成的恶劣影响非常明显。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增长率影响越大。这是特朗普政府急于尽早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目前美国政策利率处于稳定状态，但如果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的利率可能被迫再次下调1-2次。

由于双方在表述和措辞上的不一致为未来埋下隐患，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对立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就目前而言，第一阶段协议如何落实，如何评估，未来如何启动并推进第二阶段贸易磋商，这些问题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美能否在2020年真正达成贸易协定仍悬而未决，而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治压力消退，中美贸易战或否再升级也未可知。

目前在茂物目标基本实现后，APEC新的“有战略、有雄心、可操作的后2020议程”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新议程，实现从注重“贸易”到注重“发展”的合作理念的转变。在全球化面临困境、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情况下，APEC的责任更大，要做的工作更多，前景将更光明，而不是相反。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比上一年明显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和通货膨胀率下降，但全球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世界经济还表现出国际贸易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全球债务水平再次提高等特征。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利率下限环境中货币宽松政策的效果，贸易摩擦的演变和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趋势。此外，金融市场动荡、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部分国家国内政治冲突还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风险。预计2020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2.9%。

当前，美国等主要大国借助数据战略尤其是法律制度设计强化数据治理、数据资源控制的新态势，拉开了全球“数字硅幕”。对此，我国应立足于维护数据主权，兼顾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的平衡的立场，全面加强国家整体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打造全球数据安全高地，以掌握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日本政府在2019年度补充预算案中列入超过9550亿日元的“数字新政”相关预算，以推动人工智能和5G通信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安倍政府在国内经济政策领域的这一“大手笔”操作，折射出安倍政府力图实现日本经济中长期稳定发展的迫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