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疫情和政治的因素，建立在开放、分工基础上地区和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正在出现大的调整，对于世界、地区，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

认识供应链的调整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供应链是如何构成的。供应链的根基在产业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产业链生成供应链。产业分工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产业分工既在国内，也走向海外，从而形成内外连接的供应链网络。因此，供应链有多节点连接、多角色参与和多地分布的特征。

产业分工的基本动机是效益，通过分解生产和经营过程，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同时，在产品技术和生产构成越来复杂的情况下，只有实行分工，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才可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技术研发、服务业是如此。产品技术水平越高，生产过程越复杂，分工就越细，产业链也就拉的越长，供应链也就越复杂。

市场开放为产业分工的国际化提供了条件，向海外转移成为潮流，因为海外的选择空间更大。产业分工向海外延伸，目标选择主要基于三个考虑：一是低成本；二是承担能力；三是经营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成为外资投资的热土，主要是逐步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条件的比较优势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转换的。一般而言，低成本优势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较突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承担能力提升，可以具备更强的能力承接技术密集型分工程序，在此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就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良好的经营条件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基于成本布局的考虑，对于环境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与生产有关的土地、交通设施、政策支持方面；基于能力拓展分工结构的考虑，对于环境的要求更多注重承担者的技术能力、信誉度和参与供应链的可靠性、稳定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境外成本性产业转移把中国沿海地区作为主要选地，由此拉动了中国装配加工业和与此相连的服务业、港口业、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对于接受产业转移和发展相关产业给与了各项政策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劳动力和相关服务的成本都逐步上升，产业（包括中国本身的企业）开始向低成本的市场转移，主要承接地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目前这个进程还在进行。应该说，这种转移是一个自然过程。其实，低端产业转移，为中高端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使产业结构提升到水平分工的技术密集型结构。不过，在现实发展中，并不存在一种自动升级的机制，由于要求的条件不同，实现升级需要做出艰苦努力，在有些地方，可能会长久失去优势，变成“铁锈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供应链调整具有“非自然”的因素。一是疫情的影响，二是政治的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各国采取封堵性措施，且各国政策不同，导致内外供应链断裂。在我国，长时间的封控阻断了供应链的运行链接，特别是像上海、长江经济带这样的内外链接的供应链核心地带，出现较长时间的断供，其他替补供应难以建立起来，在此情况下，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停止经营，甚至撤离重构供应链环节。

供应链是相互连接的网络，运行环环相接，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供应时间上，都是无缝连接的。同时，供应链运行不仅包括生产环节，是包括从生产到传送的全过程。这种精细的分工与链接保证了生产的效率，但也带来很大的脆弱性，部分环节中断会导致整体运行停滞。因此，从供应链的安全角度来说，任何参与方都是责任方，负有坚守本身承担职能和维护整体供应链安全的责任。

基于疫情所出现的供应链运行安全问题，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构建“可靠的供应链”“有韧性的供应链”等问题，强调不仅要考虑供应链的效率，也要考虑运行安全，因为，一旦供应链断裂，所造成的损失往往非常巨大，且具有较长时间的影响。为此，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短期效率让位于长期安全。

鉴于此，政府把发展安全、社会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企业把可持续的供应链安全放在生产和经营布局的重要地位，并且以此对现有的分工和供应链进行重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供应链的距离布局，更加严格地选择合作者，从被认为靠不住的供应地撤离，剔除被认为不可靠的参与者。

当前的供应链转移也有显著的政治因素。美国实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战略，拉盟友加入，实施政治化技术和供应链构建，以“可信的供应链”“有韧性的供应链”为名义，限制中国的参与，旨在削弱中国的竞争力，提升自身竞争力。最近，不少美西方政治家都明言，政府和企业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地缘政治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要重视政治和战略含义，不能有利于战略竞争者。

安全和政治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一直存在。不过，以往主要聚焦在与国家安全直接有关的先进武器和敏感高技术方面，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企业的效率冲动更为强烈，政府也对于面向市场的技术合作、基于效率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构建给支持。但在带有强烈政治战略含义的思维和政策操作下，政府对于被认定会加强竞争对手，特别是政治战略对手能力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构建会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和一般的贸易制裁不同，会从源头上切断对手的参与，并且为此采取延伸长臂管辖，即对于那些非本国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进行干预，对违反者进行惩罚。

由于中国被认定为是美西方的战略竞争对手，当前，美西方驱动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政治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冠之以“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比如，七国集团推动“B3W”战略（重建美好世界计划）、“IPEF”（印太经济框架）都是如此。前者主要是以推动具有价值观政治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规则制定（rule making）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相抗衡，后者主要是通过排除中国参与的标准制定（standard making），构建另立门户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

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产业分工的广泛参与者和诸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完全排除中国参与，割断与中国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联系，是不可能的，美西方经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有着广泛而深层的链接。特别是在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东亚地区，中国是供应链的网络中心，排除了中国，整个供应链体系就陷入停滞，东亚经济也会失去驱动力。

尽管如此，在发展安全、政治安全、供应链安全的新安全意识和战略驱动下，产业分工与供应链的调整正在发生，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从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来说，有些是对外的供应链环节参与者，有些是对内的供应链环节参与者，如果供应链受到限制或者分割，他们在华的生产和服务就会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他们中有些会做大幅度的调整，或者可能会撤出中国市场。对此，我们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22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