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集团开发银行和成立的应急储备金，不会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威胁，更不会取代后者。这两个新机构必须要经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足够多的资金以后才能取得布雷顿森林组织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和正当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乐于见到有两套机构同时在运行，这两个新机构的理想结果将是，出现两个实力雄厚的全球大型借贷组织，它们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的补充，又是后者的竞争对手。在取得如此规模的巨大成功之后，这五个金砖国家自然就会实现它们要在全球事务中施加更大影响，不论这个集团整体还是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将能够如此。

对美国来说，在非洲基础设施项项目上与中国确立合作伙伴关系，有望长期维持世行和IMF的中心角色，尽管这么做会带来其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设法开展合作，它们最终可能运行相互竞争、角逐政治影响力的金融网络。

建立金砖银行是基于围绕IMF控制权的政治博弈。以往未能推选出一名非欧洲籍人士出任IMF总裁，加上围绕金砖四国的IMF投票权增加这个问题，最终促成了金砖银行的成立，金砖银行实际上将充当一种替代IMF的贷款机制。此外IMF和世界银行最初设想的使命是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并且阻止保护主义，尽管现在的形势与当年的初衷已有出入，但金砖银行的成立绝非是对IMF进行的倒戈。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金砖国家试图在此之外打造了一个“平行体系”，体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失望和不信任，也反映出创立一个更适宜、更便利、更有弹性的金融发展环境的诉求。这一体系可能还面临三方面隐忧：一是如何兼顾平等与效率。二是选择何种货币。三是如何应对风险。因此“金砖五国”不可与发达国家彻底“脱钩”，理性选择应是利用金砖银行的低廉资金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利用应急基金的保障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尽力提高自己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与新兴国家相比，美国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我国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短期复苏而打乱既定的产业发展战略，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方向。我国应兼顾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未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可以从研发创新和市场布局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竞争力。此外，我国应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协同作战，防止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我国需要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两线作战。一方面，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高中国制造水平，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酝酿和修订，扩大国内自贸区试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2014年世界经济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有可能从周期性复苏阶段迈入景气的起步阶段。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经济变革，经济发生了系列重要变化，总体上有利于其摆脱“复合型危机”，而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利弊互见。世界经济由“双引擎”驱动的态势愈加明显。“人类已步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加剧的时期”。从经济层面看，朝着向好趋势发展的世界经济有可能会抑制某些“不确定因素”向其反方向演化。

发达经济体通缩与新兴经济体通胀并存、美国外交和能源政策变化带来的区域动荡、全球贸易规则的淡化与多边贸易协定的兴起等问题，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严重的滞后影响和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龙头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的既定环境，更应未雨绸缪。

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经常会提到“不确定因素”，但国内外学者对“不确定因素”的认知以及“不确定因素”是在增加抑或减少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不确定因素”不一定都是负面因素。人类已步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加剧的时期，但仅从经济层面看，朝着向好趋势发展的世界经济有可能会抑制某些“不确定因素”向反方向演化。

美国暂时婉拒韩国加入TPP谈判，主要因为TPP谈判久拖不决，加入新成员将使整个谈判更趋复杂。迄今为止，有关TPP谈判中还有15%的项目各方存在严重分歧，谈判艰难。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掣肘也是不确定因素。各方让渡本国主权和利益以达成妥协的空间有多少，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眼下还难以预料。

已历时4年多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仍然结果难料，2014年新一轮谈判一再推迟。主要原因是，在知识产权、降低关税等经济问题上，美国与其他参加国家意见对立。此外，TPP谈判中的国际政治因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