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普遍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朝着利好趋势运行，国际贸易在连续两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之后，今年将从上年的2.5%增至5%左右；随着各国新的城市道路、电力能源及水力设施相关的基础建设项目的启动，全球直接投资（FDI）将达到1.6万亿美元，高于上年的1.45万亿美元；IMF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7%，并预计2015年到201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加快，年均增速为4%。既使是一向保持低调的联合国发表的《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亦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0%。根据IMF的统计，上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3.4%，而90年代年均增长率降为3.2%。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2008年和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但世界经济自2010年“触底反弹”以来，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二次探底”，2001—2010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7%。2011—2013年世界经济增幅虽然收缩，但仍以每年接近3%的速度增长，到2013年底全球经济总额已超出76万亿美元。“金砖国家”概念的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除非欧洲经济出现新的恶化，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灾难，否则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可能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相对低增长，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全球经济增长温和提速，提升全球经济的趋势增长水平。综上所述，2014年世界经济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有可能从周期性复苏阶段迈入景气的起步阶段。

世界在变化、在进步，但并非一片阳光，挑战与风险无处不在，“已预知因素”的冲击，包括全球贫富分化及各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不同程度的扩大，造成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荡；全球老龄化趋加快，各国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全球失业率居高难下，多数国家都遭受到失业的困扰，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均低于各国央行设定的目标，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债务负担加重，全球债务有增无减；发达国家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加剧货币和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引发的暴乱或战争，使石油维持高价位，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加剧通货膨胀圧力；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重重和冲突不断，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恶化，等等，这些己预知性因素都将继续拖累相关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等人认为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

然而，重要的是面对众多已预知因素风险的冲击，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经济变革、调整与转型，促其经济发生了以下系列重要变化：

从过去积极推动并主导经济全球化，转向追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尽量“去全球化”，防止经济全球化导致权力分散化，继续维持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和支配地位；

从过去积极主动促进产业向外转移，转向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在海外的制造业“回巢”，以增加国内投资，创造就业岗位；

从过去高举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大旗，转向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各种形式的市场保护主义；

从过去家庭负债消费，家庭债务积累超过家庭储蓄，转向家庭“去债务化”，提高家庭储蓄率；

从过去金融过度自由化转向加强金融监管，筑起道道“金融防火墙”，以摆脱危机和防范危机；

从过去重视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与投资并重，国际贸易格局由商品贸易转向要素贸易，服务贸易有了迅速发展；

从过去关注和推动多边经贸活动，转向加速构建“块状经济体”，进行区域贸易与投资安排，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建立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加剧了全球“重区域主义”而“轻多边主义”倾向的发展。

上述七个经济变化动向及其“溢出效应”，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短期和长期发展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摆脱“复合型危机”，而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利弊互见。

变革、调整和转型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不仅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变革、调整与转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变革、调整与转型，只不过是在长期快速崛起及“南升北降”的“顺势”时期，经济变革和调整不足，经济转型不快，加上结构性“短板”显现，因而导致近两年来经济持续下行，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幅度差距趋窄。发展中经济体业已看到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存在的经济“瓶颈”正在加速推进改革、调整与转型的步伐。概括地说，当下和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特点是“全面变革、深度调整、经济提速、风险仍在”。

2014年世界经济值得留意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一、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趋强，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崛起，世界经济由“双引擎”驱动的态势愈加明显

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停顿和弱势增长的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受到各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表现强于发达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力量。然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遭受到内部与外部多重因素制约，2013年GDP增长率已降至4.5%，暂时失去了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首席地位”。IMF预测2014年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2%，并将未来5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幅度预定为5.4%，比2008—2012年年均增长6.9%减少了1.5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对于发达经济体预测值只下调了0.2个百分点，因而认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来自发达市场，而非新兴市场”。IMF按美元汇率推算，2014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发展中国家为46%，比2008年53%的贡献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然而，若按购买力（PPP）计算，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贡献率则高达65%，而发达国家则仅为35%。美国《彭博市场杂志》载文称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00年的31%降至2013年的22%，而中国在同期内则增加了两倍，上升至12%。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在过去5年间，世界经济一直依靠新兴经济体一个引擎拉动，现在发达经济体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由单引擎牵引转向双引擎驱动并非是一件坏事。事实证明：南北经济衰退和不景气对双方乃至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真正互动共生，世界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实现二十国集团提出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

二、美国经济将迈出较为强劲的复苏步伐

基于美国国会两党己经达成为期两年的财政预算协议，减轻了财政对经济的掣肘作用；失业率逐降提振了家庭消费需求欲望；以及房地产市场继续回缓；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长；汽车销量锐增及其新能源发挥的支撑作用等，降低了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奥巴马在1月28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把2014年定为“行动之年”，将采取的行动包括大力吸引投资、推广清洁能源、发展高端制造业、建立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创新中心、继续扩大出口、强化教育和培训、通过税制改革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贷款、鼓励企业提高最低工资以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接近“彻底复苏”的门槛，正加速从“温和复苏”步入较快增长阶段，2014年实际GDP增速将接近或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美联储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IMF也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上年10月的2.6%调升至2.8%。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的报告甚至认为2014年美国GDP增长率为3.1%、2015和2016年均为3.4%。

随着美国经济继续向好，劳动力市场逐步改善，美联储开始缩削购债规模，使其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趋于攀升，企业融资成本将会增加。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政治分裂”造成的财政政策矛盾和冲突，虽不会导致政府债务违约，但“财政纠结”依然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IMF总裁拉加德警告说，面对大好经济形势，美国国会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不要让提升债务上限的辩论，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2月11日和12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投票回应了拉加德的“警告”，分别通过了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避免了一场影响经济复苏的无休止争论，但却使美国债务变得更加不可持续。更有甚者，目前美国就业市场的劳动参与率仅为63%，为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因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离任前曾经表示，考虑到美国长期失业的劳动者人数“仍反常地高”，因而让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不要过于乐观，而应保持谨慎的预期[2014年1月3日。

三、欧洲经济将摆脱衰退的尾部

2014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金融形势将会发生某些积极变化，据欧盟委员会2013年11月5月发表的经济预期报告，欧元区预算赤字与GDP之比将从2013年的3.4%降至2014年的2.5%、2015年的2.4%；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3年的95.5%升至2014年的95.9%，触及到主权债务的“顶点”，随后将逐渐下降。IMF预测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将从上年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转为实现1.4%和1.1%的正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主要作用力是2014年欧盟和欧元区将继续加大“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整固”政策力度，包括欧洲央行直接监管欧元区130家银行；推动债务国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启动耗资770亿欧元的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建立预计可创造90万个就业岗位的“单一数字市场”；内部私人投资增长及外部投资回流；加快欧盟与加拿大、欧盟与日本、欧盟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并有可能在年内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利于拉动欧盟经济增长。

但由于欧盟和欧元区刚刚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其复苏力度依然脆弱，企业投资低迷，失业率居高难下，通货膨胀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风险加剧。因此，2014年欧洲央行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并可能再次推行长期再融资（LTRO）操作计划，以注入流动性让再融资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上，改革重心将从政府财政支出“节流”转向政府税收“开源”，着力改善企业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然而，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结构性改革依然相当艰难，在摆脱债务危机中降低了工资、减少了福利、削减了赤字，造成经济下滑和社会秩序混乱，而当债务危机有所缓解和财政压力有所减轻时，结构性改革易出现停滞、倒退，埋下债务再次危机的种子。2014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表现同美国和日本不同，只是处于“恢复性的复苏阶段”，经济生命力的回归及出现实质性增长尚需要较长的时间，法国兴业银行预计欧洲经济低迷状态将持续到2018年。

四、日本经济面临新的发展阻力

安倍经济学在过去一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表现为经济增长提速、通胀上升、消费好转、股市上涨等，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潜在反效果”逐渐显现：一是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约54%为银行存款和现金，因此，股市大幅上涨，其受益者只是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而广大消费者的困窘状况并未得到多大改善；二是日元大幅贬值，虽推动了出口，但进口的原油及液化天然气、零部件或最终产品猛增，且价格上扬，因而抵消了日元贬值的政策作用；三是安倍政府无节制地扩大支出，既增加不了多少财政税收，又将导致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成为经济复苏中的隐患；四是在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下，从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将把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到8%。两者的叠加作用，将使消费者削减其他方面的需求来平衡家庭总支出，从而使政府刺激内需、扩大通胀的努力受到抑制。安倍呼吁企业主增加员工工资收入，然而，日本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员工在中小企业工作，日元贬值的受益者是大型综合商社，真正受惠于出口的中小企业甚少，相反日元走软导致中小企业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猛涨，而且又无法将上升的生产成本转嫁到销售产品价格上，因此，中小企业经营利润下降，难以给员工提高工薪。

上述结构性缺陷抑制着日本经济增长，导致2013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3.8%、2.6%和1.1%，呈现明显递减态势。安倍表示2014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继续全力以赴地重振日本经济”，但面临诸多挑战，新的招数不多，无非是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对企业投资的减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领域、促进居民就业和向低收入者发放补贴金，以缓解消费税上调后经济面临的冲击，支撑经济景气。如果第一阶段提高消费税税率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央行则有可能暂缓实施第二阶段调升消费税税率的计划，即从2015年10月起将消费税税率从8%增至10%。2014年日本经济虽然仍将在“缓慢复苏”轨道上运行，但经济数据不会好看，实际经济增长率约在1.5—1.7%的区间，低于2013年经济增幅已成大概率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2014年视为“安倍经济学”的考验年。

五、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分化、差异扩大

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内部环境各异，经济差异化明显，其经济增速有升有降，宏观经济形势有的稳定，有的则持续恶化，因而采取的货币政策不同，一些国家将继续通过低利率刺激经济，而有的国家则调升利率以应对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主要是由结构性、周期性及外部性三个因素共振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紧缩银根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二是受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牵累出口锐减；三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四是美联储退出QE并最终结束“超低利率”；五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财政赤字；六是经济改革及结构调整迟缓。

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烦恼”是长期趋势抑或短期现象？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分析与判断，实际上当前出现的新“双速脱钩”仅仅是危机的某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而非本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缓行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然而，新兴经济体要把结构性约束调整过来尚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结构性失衡问题远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依然存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和现实优势，其经济增速不会出现长期性的“逆潮”趋势：

从经济增长条件和潜力看，新兴经济体家庭储蓄率高、家庭收入增加、消费需求欲望及增长潜力趋强；外汇储备雄厚、大多实行浮动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外债水平较低、对内和对外投资潜力大、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空间可观，“吸金魅力”与创新能力仍强；存在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深化改革，能够应对和抑制住“南快北慢”变化速度放缓的局面，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

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之比重仍将继续攀升。2014年亚洲（不包括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6.1%上升为6.3%，到202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域。正如渣打银行的报告所说虽然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减速令人担扰，但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几个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稍加改革就会触动经济振兴。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早就说过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2030年趋势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至20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首次超过经合组织（OECD）。

基于上述简略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持续性倒退的概率不大，继续崛起依旧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大趋势。从各方初步预测看，2014年发展中国家可能“止跌企稳”，世行报告认为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加快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劲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在回升，GDP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4.8%上升到2014年的5.3%。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未来10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为6.3%，而发达经济体仅为2%。经济数据表明，目前尚不能作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被“边缘化”、已“走到尽头”或将“一蹶不振”的结论。

但是，美联储退出QE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中长期风险却不可忽视。这种风险表现为美元流动性收缩，带来短期美元升值及境外美元回流美国，资本流出影响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稳定和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EPFR）2014年初发表的资金流向监测报告认为，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尚未得到逆转，资金外流趋势持续。其原因有三：一是美联储退出QE的作用；二是美国经济向好带来的“吸金”作用；三是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影响被市场放大，引起投资者恐慌的作用。实际上，自2013年5月美联储宣布将视“经济数据”变化而退出QE以来，市场已逐步消化了美联储丢掉“QE拐杖”的负面影响，而且在美联储分阶段逐步退出QE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既有流出也有进入，不会对其经济造成致命的杀伤力。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于1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发达经济体吸引的外国投资（FDI）增加了12%，约为576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39%，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国投资增长了6.2%，约为759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52%，俄罗斯和东欧“转型经济体”占了余下的份额，并认为2014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增速虽有放缓的可能，但不会有太大幅度的下降，依然保持着吸引外国投资的强势。

当下真正的危险是在种种负面舆论的作用下，中小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失去信心。2014年初土耳其、印尼、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均出现了资本外流和货币受压的情况，有人将此夸大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已“血流成河”，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严重和可怕。美联储退出QE并不是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必然条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出现的汇率波动及资金撤离不是“新的全球经济危机”。有西方学者强调目前新兴市场资金外逃及汇股市波动并非是继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的第三波“危机”，只是一种“周期性调整”，一旦稳定下来，市场可能出现反弹。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公开讲话表示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近期市场波动“，但强调“新兴市场动荡并没有对美国经济前景带来实质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相关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均已采取加息和抛售美元稳定本国货币等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阻止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和动荡今后还会出现，一旦美国经济步入周期繁荣阶段，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投资收益率高于新兴经济体，那么就会引起美国企业撤资的风险。这是新兴经济体感到担心的事情，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载文称，如果投资者变得紧张，那么资金将流出，货币将下趺，逐步缩紧可能变成突然溃败。不过美国利率没有理由迅速提高，而新兴经济体也没有理由不能适应一个利率逐步攀升的世界，因此，呼吁新兴经济体和投资者“不要恐慌”。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形势不同，应于区别对待与分析，对外汇储备不足、经常账户和资本项目高额“双逆差”、通货膨胀压力大、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以及资源型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未来两年是充满风险的时期，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美联储不是全球央行而是美国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首先考虑的要素是美国经济，而不会太多的去想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感受和利益，因而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发达国家或许是难以避免的较长趋势。因此，当务之急是新兴市场国家要改变依靠短期资本流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其次是及早出台“自保和自救”措施，在美联储加息前主动化解风险，加强新兴经济体相互间宏观经济协调，共同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逆风袭击，防止发生波及面较大的金融动荡和系统性金性危机。

六、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松动

2014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似乎都面临着货币政策的重新调整。美国、欧盟和日本央行尤甚，其货币政策将从过去基本一致的宽松基调转向“分道扬镳”。美联储从今年元月起缩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但退出有序，削减力度适中，拖延时间较长，并将视美国“经济数据”变化，随时调整退出QE节奏，且年内不会调升联邦基金高利率，依然保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表现不及美国，因而没有跟随美联储的做法。日本央行虽已不再强调“通缩”一词，但为最终实现2%的通胀目标，仍将冒险继续推动量化宽松政策，使其债务变得更加不可持续。欧元区伴随着财政巩固、金融监管和欧洲央行下调利率的作用，资本市场信心有所恢复，资本开始有些回流，但尚未摆脱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吉德强调，央行已经做好了应对低通胀的准备，随时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市场普遍预期如果欧洲整体通胀率没能得到改善，那么欧洲央行将会采取降息以及其他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因此，欧洲央行仍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基调，对抗“过低的通胀和脆弱的复苏”。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性回升，并非意味着通缩威胁已经消失，因此，各国央行将更多地把货币政策重点放在通胀下行风险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上行风险上，维持低利率政策的时间可能比其预期更长些。201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旧保持较为宽松的基本面。

七、趋于向好的世界经济将抑制“不确定因素”向其反方向演化

在探讨和研究世界经济时，人们总会提及到“不确定因素”，但对“不确定因素”的认知以及“不确定因素”是在增加抑或减少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何谓不确定因素？看起来好理解，细说起来不容易，则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将世界经济存在的问题视为“不确定因素”，有人把世界经济的不同预测和判断，当作“不确定因素”。但多数人认为“不确定因素”系指尚未能预料到的或已知事件不知向何种方向演化的因素。“不确定因素”不一定都是负面因素，“不确定因素”不一定都朝着负面方向发展。

当下和未来几年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大多说得不太清楚，一般较为抽象。目前学术界关于“不确定因素”的归结点大体有：哪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会引领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巨变？美联储停止购债后，何时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会及加息幅度究竟会有多大？美联储开启调升利率闸门的失业率“门槛”是6.5%还是6%？美联储丢掉QE“拐杖”并提高利率是否会触发新的危机？新危机的爆发点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美国能否顺利地进入周期性繁荣阶段？美国股市的强劲表现究竟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一时的“资金市”，还是伴随美国企业投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更为长久的“价值市”？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否会对其经济产生更大的制约作用？安倍经济学最终能否解决结构性难题？等等。这些都是目前尚难以看得很清楚的因素，因而被称之为“不确定因素”。然而，断定“不确定因素”的困难在于，有人认为的“不确定因素”，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已知性因素”，而非“不确定因素”。

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是在增加抑或减少？人们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人类已步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加剧的时期”，但施瓦布并未说明其依据是什么？如果将“不确定因素”拓展到社会、军事、安全及地缘政治等多领域、多层面去加以考量，那么施瓦布的说法或许有些道理，值得引起关注。但仅从经济层面看，朝着向好趋势发展的世界经济有可能会抑制某些“不确定因素”向其反方向演化。

综上所述，未来几年，外部经济环境之变化，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挺住了，稳定了，加上美国经济复苏力度趋强，世界经济就不会出现大麻烦，有可能逐步迈向周期性景气阶段。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