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已经处于大失序之中。

从中东、欧亚大陆到亚太地区，新一轮的地缘重组和秩序洗盘已经开始。中东地区本不安定，但现在的大动荡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崩溃后所仅见。相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的中东地缘政治危机更称得上是百年一遇。

在欧亚大陆，西欧和东欧同时面临政治、经济与安全危机。西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稳定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希腊债务危机以及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而是欧元是否还能存在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安全联合体是否还有动力的问题。在东欧，特别是乌克兰，美欧与俄罗斯的对抗已经使不少人宣布“新冷战”的到来。

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大部分区域国家则希望既能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又能享受中国的经济红利，中美对亚太秩序的竞争已是区域内国家接受的现实。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总体上并没有衰退，但它对世界政治的领导力却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东政策的一系列败笔而广受质疑。

世界秩序为什么会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处于动荡失衡之中？笔者管窥所及，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历史与理论解释之一是基辛格的新著《世界秩序》。这位老牌政治家和战略家极为深刻地指出，实力与合法性是推动世界秩序演变的核心动力，这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否则必然导致秩序的缺失。

任何国际秩序都无法避免实力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当现存秩序无法适应实力关系的重大变化时，国际政治的调整和动荡很难避免，甚至有可能导致危机和战争，此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势转移”学说强调之处。当国际秩序面临实力变化的挑战时，有时这一秩序自动崩溃，如苏联解体导致冷战两极格局的终结。有时新兴国家不满现有秩序安排，而受益于既有秩序的大国又不愿调整秩序来接受新兴国家，结果可能是大国战争和秩序重建，德国的崛起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逻辑的部分体现。现在西方如此担心中国崛起，就是受了这一逻辑影响之故。

而如果支撑现有国际秩序安排的价值观发生改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就需重新定义——这是国际秩序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国际价值观的变化既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不幸的是，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观巨变以暴力居多。过去五百年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非西方社会、伊斯兰最初在7世纪与8世纪的扩张、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外交秩序的影响、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与覆灭以及当前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在中东的肆虐，这些都是国际秩序合法性暴力变革的例子。

从影响的范围与深度来看，当代国际秩序是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延续。在政治上，这一秩序强调西式民主制的普适性，在世界各地进行民主推销与扩张是其核心政治目标。在经济上，它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主张自由贸易与资本流通，希望用经济相互依存来代替以国际竞争为标志的传统欧洲秩序。在军事上，它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盟体系为根基，推进西方在世界主要地缘政治板块的战略利益。在文化上，它用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大众文化渗透非西方社会，以各种“软实力”增强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一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内（大致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达到巅峰：西方战略界充斥着美国例外论和“历史终结”的得意之情，似乎民主人权与自由市场的扩张真的能制造一个公正与和平的世界。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种得意体现的不过是西方在世界政治上典型的傲慢自得和对非西方世界习惯性的忽视。冷战结束后的20年，可以算作是西方秩序的狂欢期，但这“后冷战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一个尚不明朗的“后西方时代”正在到来。而从“后冷战时代”到“后西方时代”的世界秩序变革，正面临着大国间权势转移与合法性重新定义的双重挑战。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霸权一度被认为牢不可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为此还提出了关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理论，认为虽然美国的相对实力将最终衰落，但这却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美国仍将制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规则，仍将是国际安全最终的维护者。

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实力的分布来看，“单极”论者是对的。也许，如果美国外交政策足够明智，单极体系还能延续下去。但有时官方政策的愚蠢超出了学者的想象，小布什政府进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仅暴露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局限性，还摧毁了中东地区脆弱的政治、战略与宗教平衡，最终导致了以野蛮恐怖主义为业的“伊斯兰国”的出现。而所谓美国是“善意霸权”的神话，也因为中情局虐囚事件而破灭了。现在是单极（美国）、两极（美中）还是多极（美中欧俄等）世界？这个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必将受到其他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制约。

在西方世界传统腹地的西欧，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本是西欧一体化的巨大成就，几年之前欧盟还是国际政治中“规范力量”的典范。但现在看来，在没有到达政治统一（欧盟还远未完成这个目标）的情况下就建立经济联盟（欧元），未免操之过急。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欧元设计的缺陷，从最近的第二次希腊债务危机来看，欧元能否保住已是欧洲政策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极左翼与极右翼政党的实力大增，欧洲内倾向趋势明显，欧盟与欧元区的政治课题已经由扩张退缩为维持。与此同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忍受了“后冷战时代”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后，终于反戈一击，重建俄主权安全和在东欧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意欲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使俄归化的梦想也破灭了。

所以，在政治上，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民主扩张达到世界和平的逻辑已经由于中东和俄罗斯政策的失败而破产。在经济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曾是全球治理的教条，但其合法性也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市场国家（拉美、亚洲、俄罗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加深而大大下降。只有在军事的硬实力上，美国还是一枝独秀。但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因为过去10多年的“战争疲劳”而失去了到处充当“世界警察”的意愿，开始强调“战略耐心”。总体上看，世界实力分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向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亚太）转移，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经受合法性与实力变化的双重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秩序的危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之中，但如何使用好不同的实力要素、如何使政策工具和手段达到更好的效果，都还是不小的问题。与实力相比，更大的挑战是合法性——如何使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接受甚至欢迎中国的复兴。实力的增长与使用是中国可以自己努力的，合法性的获得则完全在于外界的认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收买。合法性的一大根基在于一国外交观念的吸引力。对于复兴中的中国，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地区与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看法，以及这些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同。

基辛格说得好：在实力与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政治才能的精髓所在。没有道义支撑的实力外交只会把每一个争端都变成检验实力强弱的机会，纯粹的实力外交只会导致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不考虑实力背景的道德外交则往往觊觎于“圣战”式的无法企及的政策目标。这两个极端都能导致外交失败和国际秩序的失衡。

道义必须驾驭实力，以防实力的滥用；实力必须克制道德的冲动，以防极端理想主义的出现。习近平主席治下的中国外交在过去两年里有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道义性的显著增强。不出意外，习主席主政的十年，将是中国复兴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十年。实力与合法性这两个外交成效和秩序演变的“轮子”，中国都能抓得住吗？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学者，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