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发起“叙事之战”的目的在于减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感，疏离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将中国与全球供应链剥离开来。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同时又避免跌入“叙事之战”所隐含的种种陷阱，这是一种巨大考验。更重要的，中国应设法超越它，重视疫情背景下的“信心修复”“信任修复”，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才是根本性问题！

相比原来而言，现在应更多的从安全角度来思考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大的投入包括要进行大的改革。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态度和做法的变化，中国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做好，中国要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针对目前的风险因素，我们能否把优势发挥到最大，在于如何把自己最早走出疫情的先机用好。

未来更大挑战还在后面，为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需要有温度、亮度和力度。“温度”是睦邻友好、大而可亲、守望相助。“亮度”是合作共赢，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力度”是要有斗争精神。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但到今天，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拿什么战略取而代之。同时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力、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趋势，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课题，愈发激烈的中美竞争增加了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反华浪潮相互作用，对“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了挑战。在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中国应主动寻求合作，高举全球化、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大旗，在国际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

对于重要大国关系及周边外交，王外长认为要妥处中美矛盾，稳定大国关系，拓展周边经贸合作，应对经济“脱钩论”。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重构，因此，我们要坚持全球化与多边主义，改革与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架构。在完整的问答之中，中国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战略与策略也正在进一步明晰化。

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休戚与共，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病毒不分国家和种族，政治操弄只会给病毒可趁之机，以邻为壑只会被病毒各个击破，无视科学只会让病毒趁虚而入。新冠肺炎疫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中美两国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助力两国各自的抗疫斗争；第二是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共同参与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为全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是着眼疫情长期化和防控常态化，及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展开宏观政策的协调沟通。

这次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秩序的发展方向，但以极端方式暴露出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根本困境。一方面，是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呼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国致力于建构以金融、霸权、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新罗马帝国”，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加剧人类文明之间的隔阂。面对全球治理困局，我们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人民应当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我们要共同去开创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且我认为对中美关系应该有更高的期待。这意味着大家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一个健康稳定、能够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放在这个轨道上，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以后就没有矛盾分歧了，关键是我们怎么在一个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避免冲突和对抗，尽量扩大互利合作，管控好我们之间的分歧，争取取得一个合作共赢的结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毋庸讳言，此次疫情短期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是项“世纪工程”，其推进必然伴随着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共克时艰，以切合实际、灵活创新的方式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