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据历史学家统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11万人；195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前后打了20年，在这场惨烈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大概是5.8万人。由于美国疫情正在从沿海的大城市向中西部和南部州县扩散，未来一个时期，疫情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阿希什·杰哈认为，从现在到夏末之间美国可能还会有7-10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虽然特朗普不停地吹嘘自己的抗疫政绩，但随着美国疫情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白宫高层的焦虑感显著上升。美国舆论向政府追责的声音日益强烈，《华盛顿邮报》刊文称不能再假装特朗普适合担任总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直斥在疫情中诿过推责的蓬佩奥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两三个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将很大精力用于指责中国，发起对华“叙事之战”。可以想见，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到来之前，这一“叙事之战”会越发猛烈，美国涉华舆论氛围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

然而，中国绝不应跌入“叙事之战”带来的陷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叙事之战”的目的在于减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感，疏离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将中国与全球供应链剥离开来。而这将从根本上侵蚀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国家实力。

意识形态分歧与“叙事之战”

简单说，“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用一套话语来描述或定性相关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就是权力，话语是被创造出来的，可以为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在中国，《韩非子》和《战国策》都提及“三人成虎”的故事，中国人还有“众口铄金”的说法。在国际政治中，话语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很多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既可以靠演说赢得盟友，也能借此打击敌手。

美国针对中国的“叙事之战”并不是疫情发生后才开始的。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中，“叙事之战”是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国博弈。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

近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出现了新变化：即从原来对中国国内发展模式提出异议（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到指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搞“模式输出”，再到警惕中国对西方国家展开所谓的“政治战”或“影响力行动”。而且，意识形态因素与两国经济之争、技术之争、军事安全之争、国际机制之争之间高度相互关联。美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提出，为了有效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应当升级而不是减弱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叙事之战”也变得越发突出。

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北京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赢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也在让世界形成“中国是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是未来全球领导者”等印象，而这种理念和认知层面的变化会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产生实质影响，因为决策者往往是从“其认知的现实”而非“现实”出发制定政策。比如，美国非常担心，在中国叙事的影响之下，一些东南亚国家会相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日益强大甚而未来或将美国“挤出”亚太，进而造成这些国家在美中竞争中倒向中国。

显然，特朗普政府以及很多美国战略精英试图让世界尤其是其盟友和伙伴国不要被中国的话语“迷惑”，要让它们认识到，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破坏“现状”，中国的崛起之路是不可持续的。此外，特朗普的重要智囊之一斯蒂芬·班农等人还给中国贴上了一系列标签，如“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还曾抛出两国之间是“文明冲突”的论调。

除了贴标签，美国推动“叙事之战”还靠提出“反叙事”。比如，“一带一路”令不少东南亚国家感到中国的投资非常有力，对此，美方人士强调，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和共赢（win-win）的理念，美方则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为了谋求霸权，“共赢”将使中国“赢两次”。为了对冲中国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外交官在很多国际多边场合不遗余力地阻止命运共同体和共赢这样的概念被写入国际文件。

疫情与“叙事之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推进美国对华“叙事之战”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加快脱钩”。《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在华美资企业离开中国，疫情让对华鹰派人士获得鼓吹两国产业和技术“脱钩”的更多借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等人多次宣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及药品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疫情使这种风险充分曝露，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应当尽快从中国撤出。

二是“追责索赔”。美国高官不断炒作“武汉病毒”“中国责任”等负面论调。纳瓦罗甚至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the four kills）策略的“故事”。他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此外，汤姆·科顿（Tom Cotton）、约什·霍利（Josh Hawley）等国会议员提出剥夺中国主权豁免、罚没中国在美资产等话题。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等人公开宣称“共产党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

三是“体制之争”。美方人士认为中国力图利用疫情在全球展开“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目的是宣传自身的体制优势，渲染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落。小布什政策团队前负责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拉夫（Peter Rough）认为，疫情危机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而中国通过向欧洲运送医疗用品等方式加大宣传自身的力度。由此，美国对所谓中国的“口罩外交”“慷慨政治”进行批评。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对其进行打压，美方围绕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强化“叙事之战”的态势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对于推进“叙事之战”，美国方面不仅有战略设计，还建立了相应的落实和协调机制。比如，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正在扮演越发重要的作用，它与美国各主要情报机构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负责全面搜寻涉华负面信息并在全球范围散播，针对中国话语展开“反叙事”。此外，美国军方也非常重视“叙事之战”的问题，相关军事战略文件已经提出要将“叙事之战”纳入战争行动计划。

“叙事之战”或搅乱供应链

“叙事之战”看似是围绕话语的博弈，实质则是削弱对手力量的手段。应当看到，在美国与中国“打嘴仗”的背后，有一股很强的势力正在借助疫情因素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剥离。换言之，他们试图靠“叙事之战”强化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进而实现在经济、技术、规则等方面孤立中国的图谋。

过去40多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不断上升，由0.4上升至1.2；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中，中国贡献率达到35%。显然，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高度依赖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任，是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基础。企业能否在开展经营投资活动时获得充分的、高质量的信息，能否享受透明、法治、公正、公平的政策和服务，是决定企业去留、影响企业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hardlow）等美国专家提出，疫情使外资企业担心其在华经营风险，也让很多西方企业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美国可对此加以利用，进一步推动这些企业从中国撤出。

应当看到，当前美国对华“叙事之战”的要害在于渲染中国的“体制性弊端”，强调“中国不应被信任”。一些美国人士还炒作中国的“战狼外交”，称中国在后疫情时期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们试图让西方企业认识到，与中国打交道不仅要承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还要面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和外交风险。不容否认，由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难免会出现负面变化，美方或会借此深化“叙事之战”，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华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拉拢友好国家和“值得信任的伙伴”，打造所谓“经济繁荣网络”。该网络将在数字经济、能源、基建领域，贸易、商业、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动一整套特定标准，加入该网络的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须遵守透明度、问责、法治和互惠性等价值观，并要逐步减少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手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供应链上逐步与中国进行剥离。“经济繁荣网络”初期主要成员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色列、印度、越南、新西兰等，未来成员范围会逐步扩展。

总之，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方面对中国展开的“叙事之战”将会愈加复杂、激烈，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同时又避免跌入“叙事之战”所隐含的种种陷阱（比如推动世界对中国外交形成“战狼化”印象），是一种巨大考验。更重要的是，应设法超越“叙事之战”，更加重视疫情背景下的“信心修复”“信任修复”的难题，以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才是有效维护中国发展势头、有力应对大国博弈的根本性问题！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澎湃”特约撰稿人，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