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对外战略领域里的重大理论创新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关系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对外战略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并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复杂关系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是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及其对外战略走向的高度关注乃至战略疑虑，从而在二十一世纪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七个阶段：

1、2005年9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演讲，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阐释和平发展新理念；2、2005年12月22日，中国对外发布首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系统宣介和平发展；3、2006年8月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指导中国外事工作的“五个坚持”之一；4、200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七大，和平发展被首次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5、2011年9月，中国对外发布第二份《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系统阐释和平发展大战略；6、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八大，和平发展被再度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并被提到了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新高度；7、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1月28日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继往开来、辩证运筹，对和平发展作出新的重要论述。

综上，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之后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对外战略新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相互依存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新陈代谢的深刻准确把握，对“尚德贵和”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传承光大与战略自觉，以及对和平发展道路这一“人间正道”行得通、走得远、走得好的战略自信，中国由此开创了国际体系中后发大国实现和平崛起与后来居上的新路径。

所谓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受到严重干扰，致使和平发展风险被升高、代价被增大、进程被迟滞，乃至陷入对外战略困境，中国的主要战略精力与资源被迫由国内转向国外，以至干扰到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与工作重心；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受到现实威胁，甚至被迫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致使和平大局被破坏、发展大业被中断，重新恢复和平需花费相当时间。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速崛起与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在2020年前中共第一个“一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国际体系既有主导力量与周边格局既得利益者，出于对被中国赶超的不安，和对国际与周边权力重组的不满，加紧对外战略调整与相互串联，企图联手压制中国崛起大势、继续维持其既得利益，中国的和平发展由此面临严峻挑战。

未来7年（2014-2020）中国和平发展对外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一超独霸”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对中国和平发展“赶超”战略加大反制掣肘力度，花样翻新，体现为“新六招”：1、以所谓“战略再平衡”为幌子、着力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极力争夺亚太地缘战略利益，重点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大力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趁机大肆倾销军火，大搞“以邻制华”，企图陷中国于周边争端乱局乃至战端，使中国难以自拔、“龙困浅滩”，进而打乱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进程；2、凭借网络霸权与“民主、自由、人权”等强势价值观，利用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扶植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华实施渗透颠覆，企图将民众骚乱与政权更迭的中东北非乱局祸水东引，破坏中国的国内稳定与政治安全；3、利用所谓“高标准、高门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亚太人为制造市场分裂，大肆争夺亚太市场份额，竭力排挤中国并重点围堵中国的国企，企图侵蚀中国的经济基础与发展利益；4、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借口，以承担“大国责任”为幌子，一再敦促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提前接受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企图加大中国的发展成本，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延缓中国的经济增速；5、利用军事尤其是海洋霸权压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遏制中国发展远海与远洋海军，同时诱使中国陷入军备竞赛误区；6、利用话语霸权抹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政治体制，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企图在国际上将中国归为“异类”、使中国陷入政治孤立。

其次，日本对被中国全面赶超既不安更不服，顽固否认侵略战败历史，妄图重新成为军事与政治大国，右倾化走向日益明显，致使中日战略竞争愈演愈烈，两国军事冲突风险有增无减。日本先是在2012年9月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企图强化所谓“实际控制”。自民党安倍政权于2012年12月上台以来，为对抗中国更是变本加厉、倒行逆施，企图借助炒作“中国威胁”以加快取得“集体自卫权”。安倍还在2013年底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在2014新年讲话中提出要在2020年前完成修宪，声称届时日本将全面恢复大国地位。2020年正值中共实现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预计2020年前中日战略竞争将不断加剧，双方擦枪走火风险趋于增大。

再次，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对外战略取向的国内国际舆论斗争加剧。一是国外媒体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要么蓄意曲解，要么误解误读，认为中国和平发展就是绝对、无条件与单方面地放弃对外使用武力，并以此来评判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而不时非议中国对外“强硬”、“独断”、“霸道”，妄图以此来束缚中国的手脚；二是国内一部分人不讲辩证法，对和平发展大搞形而上学，将其绝对化、简单化、片面化，以至错误地认为和平发展与武力自卫不相容，要么不敢理直气壮地讲武力自卫、作茧自缚，要么怀疑乃至质疑和平发展、转而一味强调使用武力手段。前者可谓“不及”，后者属于“过”，“过犹不及”，二者都不科学、都不可取、都不是辩证法，都是在走极端。

贯彻“战略辩证法”，迎难而上，扎实推进和平发展大战略

首先，辩证全面看待与刚柔并济地实施和平发展，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增强舆论斗争主动权。第一，对内保持头脑清醒并消除糊涂认识。应强调和平发展并不也决不排斥在中国的核心与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使用武力自卫反击。中国对外自卫反击既不与和平发展相矛盾，也不会否定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与主体。和平发展决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有“牙齿”的，务必保留武力自卫反击的正当权利。应强化军事斗争准备，力争慑止外部挑衅，在慑止失效与受到挑衅时予以坚决有力反击，须事先作好危机与冲突管控预案，力争把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对和平发展要防止两种走极端：一种是怀疑和平发展，对外随意示强、轻易动武，乃至否定和平发展、重走近代以来列强武力崛起的老路；另一种则是一味自我设限，对外妥协、乃至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既要有“战略定力”与不动摇，不陷入军备竞赛，不对外扩张，决不轻易言战喊打；又要有足够的战略灵活性，对武力自卫反击预作充分的思想与物质准备。第二，对外澄清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解误读，增强“战略话语权”。强调中国和平发展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单方面的，而是需要其他国家相向而行的，它还包括了在中国核心与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将进行武力自卫，同时要为自卫反击事先与事后做好做足国际舆论工作，对外早打“预防针”。

其次，主动运筹中美关系，稳步扩大合作，有效管控竞争。对美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化解美对华战略疑虑，力争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相互包容、和平共处。一方面，拓展五大领域合作：1、提升两国战略互信，探讨制定“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两军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逐步增进彼此的透明度，避免战略误判，预防突发意外；2、开创中美经贸合作新局面，深化利益捆绑。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寻找两国经济转型的契合点；3、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彼此好感；4、协调应对国际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5、努力塑造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稳妥探讨中美“分享”亚太权力，逐步摸索某种程度的中美亚太“协调共治”。另一方面，以“两手”应对美国的“两面”，积极破解、化解、反制美对华“新六招”。包括：以新兴大国战略协调拓展回旋空间，善于利用美与其他新兴大国的矛盾，利用中东北非乱局等迟滞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

再次，集中精力打好遏制日本右倾化、全面赶超日本的“新持久战”，赢得中日战略竞争的彻底性胜利。展望未来7年（2014-2020），右倾化的日本将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外部重大威胁，应多管齐下、全力“制服”日本：一是政治上牢牢占据历史、道义与舆论制高点，联合各方共同维护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二是外交上构筑遏制日本右倾化的周边与国际“统一战线”，重点孤立日本；三是经济上巧打“中国市场牌”，着眼中日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高度重新审视日本在华投资；四是军事上加快海空军现代化，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五是对日本各界区别对待，孤立安倍当局，同时“以民促官”、“以民制官”、“以左制右”。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