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四年后重返白宫，有人说他变了，也有人说他没变。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固然还像过去那样放狠话、搞制裁，但他对想与伊朗“做交易”的说法多了起来，“谈”甚至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美伊博弈的主线。然而，较之七年前撕毁伊朗核协议，特朗普要谈成新协议显然难得多。

特朗普伊朗政策的新因素

若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伊关系以冲突为主线，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的美伊关系在紧张之外还多了谈判的因素。尤其是3月7日，特朗普主动透露已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问题有军事、交易两种解决办法，他更乐意交易。据阿拉伯语媒体披露，特朗普在信中表示，美方准备采取和平与降级紧张的重大措施，包括取消制裁、打开双边合作之门等。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负责伊朗事务，他在3月23日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称，“总统对与伊朗解决所有问题持开放态度，愿与伊朗建立互信”“伊朗没有必要受制裁封锁，可以成为正常国家”“特朗普不希望对伊朗动武”。

2月4日，特朗普签署了恢复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总统备忘录。对比两个任期的“极限施压”政策，可以看到微妙变化。2018年5月特朗普撕毁伊朗核协议之际，美国务卿蓬佩奥曾列出了与伊朗和解的“12项条件”，包括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停止核研发、停止弹道导弹扩散、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释放美国人质、停止威胁消灭以色列等。这几乎杀死了美伊和谈的任何可能性。在此次恢复“极限施压”的总统备忘录中，特朗普并未开列长长的条件清单，显然是为和谈留有余地。

特朗普对与伊朗谈判颇感兴趣，但这不是他的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外动因。一是“美国优先”使然。特朗普二次上台以来在国际事务上的决策，追求的不是专业地处理具体问题，而是遵循特朗普的国内政策逻辑——让美国少花钱、少出力甚至多赚钱。伊朗核问题紧张升级甚至生战生乱，只能导致美国加大安全投入，增加海外开销，而与伊朗缓和关系乃至解决伊朗核问题，则可为美国减负。二是中东政策目标使然。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在中东有三大预设目标：实现加沙停火、促成沙特与以色列建交、解决伊朗核问题。3月18日，以色列重启对加沙攻势，加沙战事反反复复，一时难息。而加沙停火、巴勒斯坦建国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前提。因此特朗普若要在中东取得早期收获，还得在伊朗核问题上谋突破。三是反民主党的立场使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反奥巴马，故将奥巴马政府的“得意之作”伊朗核协议撕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反拜登，但拜登在任内未能恢复伊朗核协议，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特朗普若要反拜登，或将朝着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方向走。

“谈”何容易

对于特朗普的谈判意愿，伊朗既不同意，也不拒绝。在特朗普恢复“极限施压”后，哈梅内伊讲话称，根据特朗普过去的行为，与美国谈判不明智、不审慎也不光彩。3月27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称，伊朗已通过阿曼复信美方，强调不可能在压力下与美国直接谈判，但对间接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的反应从侧面说明，美伊谈判的前景并不如特朗普想的那样好。

美国政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朗与被认为由其领导的“抵抗轴心”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严重受挫、空前弱势，有可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让步。但从迄今双方的表态看，美伊在三大议题上的妥协空间都不大。一是核问题。特朗普多次强调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说得更为清楚——伊朗必须解除所有核项目。但这与伊朗的预期相差甚远，伊朗长期坚持保持自主核研发的权利。当伊朗的导弹威慑力与地区影响力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受挫后，伊朗更需要核能力来支撑国家安全，更加不可能完全放弃核项目。二是弹道导弹问题。特朗普在恢复“极限施压”的备忘录中提出阻止伊朗发展导弹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但2024年伊朗与以色列两度互射导弹袭击对方本土表明，伊朗能用于实战且对敌具备反击能力的武器就是弹道导弹，放弃弹道导弹等于“自毁武功”。三是地区影响力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伊朗停止支持“抵抗轴心”。其实，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关系比特朗普政府想象得更为复杂。即便伊朗愿减少对“抵抗轴心”的支持，伊朗与各支“抵抗”力量因战略利益、宗教纽带、经济往来而形成的网络也不可能被完全拆散。换言之，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不是美伊两家谈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特朗普若仅想解决伊朗核问题，那么双方谈判的难度还小一些；若他希望解决美伊之间的一揽子问题，谈判的复杂性和难度将大大增加。

“敲山震虎”恐难奏效

特朗普也知道谈判之难，试图以打促谈、以压促谈，但未必能吓唬住伊朗。

首先，打的制约不少。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暗示，若谈不成，或将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3月15日以来，美军大规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敲山震虎、威慑伊朗。3月下旬，美国又增兵中东，不仅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部署可挂载三万磅重型钻地弹的B2轰炸机，还将“卡尔·文森”号航母调往中东形成双航母配置。然而，美国的强硬姿态中不乏虚妄的一面。其一，特朗普政府内部孤立主义倾向甚浓，拉低了动武概率。孤立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美国不愿介入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既不愿为别人打仗，也不愿打不划算的仗。例如，特朗普在2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后曾辟谣称，“那些有关美以联手攻击伊朗的报道，过分夸大了”。美副总统万斯也是孤立主义的代表。涉嫌泄露美军打击胡塞武装计划的“信号门”聊天记录显示，万斯对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颇为不满，认为其与特朗普应有的政策倾向不符。其二，美国对打的后果没有把握。伊朗目前并未突破研制核武器的红线，美国情报界的最新评估也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尚未决定启动核武研发。多数专家认为，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反而可能逼迫伊朗拥核。若美国对伊朗动武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还将带来伊朗国内动荡、地区安全恶化等多重负面影响，最终增加美国在中东的负担，也会危及美国中东盟友的安全。在这些制约因素影响下，很难说美国的“打”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谈”。

其次，压的效果存疑。特朗普恢复“极限施压”产生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从2月到3月下旬，伊朗本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从85万比1跌至100万比1，这显示出“极限施压”对伊朗金融和民生领域的冲击。不过，与“极限施压”1.0版相比，2.0版的施展空间明显变小。“极限施压”的核心内容是最大程度地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以制裁威胁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大银行和大石油企业，迫使它们停止进口伊朗石油，迅速将伊朗石油出口压到每日数十万桶的低位。拜登执政时期，伊朗逐步摸索出一套绕避制裁的做法，将石油出口恢复到每日约150万桶。与2019年之前主要是大银行和大石油企业处理伊朗石油贸易不同，近年来交易伊朗石油的主要是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换言之，“极限施压”2.0版若想收效必须对制裁风险敞口很小的私营实体施加足够压力。从最近的数轮制裁看，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制裁重点转向伊朗石油交易网络的运输端（油轮）与接受端（炼厂），特朗普也提及对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施加“次级关税”。这些措施的效果尚待观察，但不太可能像“极限施压”1.0版那样收到速效。

“和谈秀”之后怎么办

在有意愿却谈不拢的情况下，谈判恐将沦为“和谈秀”。这对特朗普来说不是头一回。2018～2019年，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通信、三度会晤，欲就朝核问题达成协议，也一度被外界看好。最终，朝鲜没有答应美方有关朝鲜放弃所有核武器、核设施与核材料的要求，美朝关系在一番热络之后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很难想象美伊之间会出现类似美朝的高层会晤，但在部长、特使等层面进行互动并非不可能。但即便是“和谈秀”，对特朗普而言也能让他博取轰动效应，证明他是一个“和平总统”。对伊朗而言，这可释放出其与西方关系松动的信号，营造制裁缓解的预期和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说，伊朗目前提出可间接谈判就是为把控谈判节奏，既避免与美国大交易，又避免与美国大对抗。

“和谈秀”本身并不危险，危险的是美伊谈判无果之后怎么办。应考虑到，特朗普不愿打仗的理念与他在冲突关头的决策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例如，他不想与伊朗开战，但却在2020年1月下令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将美伊推向战争边缘；他无意在中东花钱打仗，也无意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的统治，却在今年3月发动了美国史上对也门最大规模的空袭。外界永远不能低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谈秀”也可能成为美伊对峙升级的前奏。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和谈努力过去之后，伊朗问题才可能进入最危险的阶段。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