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抛出“去风险”论调以来，这一政策热词就成为欧盟经济安全、供应链、产业政策等领域提纲挈领的理念，并在俄乌冲突加剧欧盟对华负面认知背景下指导其在经贸乃至外交领域的对华政策实践。德国三党政府2023年7月制定的《中国战略》，是主要大国力推和背书对华“去风险”的重要标志，该政策也体现在电动车争端、频繁对华优势产业发起调查等举动上。

随着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欧美关系及全球秩序接连不断制造地震，特别是4月2日对全球发起关税战，欧洲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国优先”口号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威胁，战后80年来跨大西洋关系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安全同盟在这一威胁面前是如此苍白和脆弱。于是，欧洲舆论开始讨论起“去美国风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文称“‘去风险’也许要针对美国”正是这种声音的代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施尼策尔等经济界人士也不约而同地大谈“降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在欧盟的政策宣示与实践中，“去风险”既涵盖对风险来源的定位和认知，也包括通过合作多元化和产能本土化方式减少特定方向的经济依赖敞口、在技术等领域强化安全防范，甚至包括外交上防范全面崩盘的极端情况。当前，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虽鲜有公开把美国与“去风险”概念挂钩的声音，但行动上已显露端倪。在经贸多元化方面，冯德莱恩高调表示“欧盟将进一步转向亚洲”，设想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能性。此外，欧盟和中亚首次举行峰会，欧盟-南共市自贸区加速推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外长巴罗及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等政要相继访华。这些行动所传递的信号似乎都在印证这一点。在强化经济工具威慑方面，欧盟不仅未因90天豁免期而把价值210亿欧元的关税反击放回武器库，反而开始讨论动用“反胁迫工具”（ACI）这一经贸反制“核选项”来回应“对等关税”，同时酝酿对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美国数字企业的征税计划。可以说，欧盟在“去风险”框架下对华规划或采取的种种举措，正一步步复制到美国头上。

“去美国风险”的讨论及实践表明，欧洲以美国为外部经济支柱的理念不再是理所当然，它正在从跨大西洋关系大变局和正视全球经济格局演进趋势的高度看待外部经济重心的问题。诚然，美国作为欧盟第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及首要供应链合作方的地位毋庸置疑，俄乌冲突后欧盟对美国能源、军工等领域的依赖也大幅强化，但欧洲当前必须直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倾向已经被经济民族主义和制造业就业回流执念所主导，振兴产业、救助产业已成为政治正确，即使熬过特朗普第二任期，其他国家也可能面临民主党政府的两面三刀或特朗普主义的延续。因此，美国无论对盟国还是对竞争对手的经济开放态度都回不到从前，相反它会进一步对外虹吸产业及强化保护主义。对未来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格局，美国试图构建的是能够单方面攫取贸易顺差、资源和能源控制权、产业链核心地位等全部红利的秩序，而其他国家只能接受美国的予取予求。

由此看，欧盟未来的“转向亚洲”及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应超越1994年亚洲战略或2018年亚欧联通战略的聚焦抓住新兴国家红利、挖掘新的市场，更加关注如何携手应对美国摒弃国际道义和责任所带来的后果，如何构建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时代，保持开放包容和互利互惠。

欧盟如何在“转向亚洲”框架下与中国相处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及在亚太地区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欧盟“转向亚洲”绕开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虽然在特朗普冲击下，欧盟与中国消减摩擦的趋向颇为明显，比如启动以价格承诺机制解决电动车争端的谈判，冯德莱恩与李强总理通话表达对美方对等关税的担忧和中欧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意愿，但欧盟对华合作能否超越短期报团取暖而巩固互利共赢，仍然取决于欧盟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中欧经济竞合关系等根本性问题。冯德莱恩向中方表明“对美关税导致倾销转向（欧盟）的担忧”，德国候任大联合政府仍渲染对华“去风险”等，都表明欧洲对华认知和战略思考仍有待进一步向务实、客观的方向转变。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