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其他一些倾向右翼民粹的政治人物，已经反复表达了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减少援助的立场。从特朗普近期的动作来看，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减少投入的意志是比较坚决的。而且与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受到的国内掣肘比较小，更有可能达成与俄缓和关系、从乌克兰抽身的目标。

但是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的高民意基础并非凭空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党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平庸绩效存在联系。虽然拜登总统在上台之初号称得到了美国主流智库的背后支持，且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但美国人民对他的外交成果恐怕难称满意。当前一个重要趋势是，美国的民意已经不再支持大规模的对外投入，进入了一个收缩周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主党再次上台，可能也无法全盘抹消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遗产。甚至会利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作为筹码，对盟伴继续剥削施压。

有一些美国政治史学家，比如说施莱辛格父子曾经试图构建关于美国政治的周期理论。周期理论有很多种不同的维度和形式，但是大致概念是美国从社会文化到外交政策上，都存在外张和内敛的周期。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立在不同理念之上的国家。他的外交政策有时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拜登政府的援乌政策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即使在当时，也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抵制。这种阻力未来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有变大的趋势。

导致外张型政策遇阻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原因就是美国社会不同思潮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从客观角度来说，美国蓝领工人在国家经济脱实向虚中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政党短期难以解决的。但是两个政党长期都无法解决工人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性危机，进而带来民粹主义。蓝领工人参与的民粹主义在近年来呈强化趋势。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也发生过诸如“民粹—马斯克移民问题辩论”的事件。虽然这股力量建设性存疑，但是能够对选举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两党政客，包括一些有着竞选理想的外交官僚，为了迎合这股力量，就不得不在其外交政策中夹杂一些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成分。

此外，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拜登任内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带有很强的美国优先色彩。拜登号称要与欧洲国家建立意识形态同盟，但是实际上做的却是把欧洲绑上美国战车，通过破坏北溪管道等行为，加深欧洲对美国的能源依赖。通过破坏俄欧关系，加深欧洲对美国的政治依赖。通过炮制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将盟伴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关键企业绑上美国的战车。这种行为可完全称不上是理想的国际秩序。

作为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转向已经对全球秩序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冲击，也对一些既有国际规则形成的破坏，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都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外交官近来多次表态，乐见各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面对当前部分国家引发的乱象，中国还是比较坚定的站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一边。

但是要看到，任何形式的国际秩序，终究还是要靠一定的实力来维护。南方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集体行动力并不强大。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拜登上台，这种状态都无助于广大全球南方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俄乌冲突和特朗普总统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变局下，各国应该首先学会自救，而非期待于美国总统个人更迭。或是其他国家为维持国际秩序付出主要成本。世界是各国共同的世界。如果对大国单边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感到忧虑，就应该联合发声，并且做出区域互助和全球治理治理成果。与中国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

（作者为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