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延续其对华鹰派的一贯立场,坚持认为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不仅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也是欧盟的战略竞争对手。文章将与中国之间的高科技产业之间的竞争称之为不能失败的战争,并认为美欧特别是欧盟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远远不够。作者在文章中强调,美欧双方现有的政策实践以及现有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合作机制还远不够解决与中国的竞争问题。文章建议美欧双方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充分认识中国的威胁并创新概念框架,摒弃大西洋两岸的一切分歧,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中国先进制造业产品实施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在各自国内进一步加强提升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并强化美欧之间的合作。 |
在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举行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总裁阿特金森于2024年4月5日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Limes》发表题为《跨大西洋G2共阻中国技术主导地位》的评论文章。 以下是该评论译文,供参考! 在欧洲移民和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的经济规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超过英法德的总和。如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美国,预计到2030年,如果按美元计价计算,中国经济也将超过美国。中国在先进工业生产方面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0年,中国有10个行业的产量比美国高17%,比欧盟高25%。 这时再讨论阻止中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超越欧洲和美国为时已晚。这两次超越的主要区别在于,当美国超越欧洲时,双方之间并不是对手。但如今,鉴于中国需要“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美之间已然成为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也有太多美国和欧盟官员仍然坚信可以通过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公平竞争甚至合作。 虽然美国和欧盟都不指望改变中国,也不指望超越中国先进产业的增长速度,但在先进产业(如航空航天、高铁、生物制药、半导体、机械、软件等)和/或新兴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领域,欧美不能也不应该输掉这场战斗。总的来说,这些领域都是地缘经济力量的主要来源,中国在这些领域取胜将迫使跨大西洋合作伙伴(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变成依赖中国提供关键投入的技术经济附庸国。中国已经在钢铁、造船、太阳能电池板产业方面取得胜利,高铁、电信设备、电动汽车和机床产业也走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 不输掉这场战斗的关键并不是要弄清楚需要采取什么政策和计划。智库和其他机构的许多报告都提出了类似的议程。政策制定者只需要邀请专家参加为期两三天的集思广益活动,就可以轻松制定出可行的议程。但真正的问题是,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都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中国带来的挑战。 因此,跨大西洋政策界最重要的任务是认识到威胁的真实性并采用新的概念框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我们将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今天,如果跨大西洋伙伴想要生存,精英们就需要开拓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 1.认识到欧盟和美国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且欧美双方正共同与中国进行一场大国技术经济竞争。这场竞争更像是战争,而非一场受规则和规范指导的足球比赛; 2.理解不输掉这场技术经济战争是最重要的非军事任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输,而不是赢,因为在这些行业中跨大西洋社区不太可能获得超过中国的显著全球市场份额。但欧美仍可以且应该避免让自身的关键行业在中国的掠夺性行为(如知识产权盗窃、大规模补贴和封闭的中国市场)下慢慢遭受重创。 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对第一点的理解更加深入,部分原因是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肩负着捍卫全球自由的重任,因此,美国决策者更容易了解对手的真实性质。许多欧盟政策制定者仍天真地相信,中国是一个只是争夺经济竞争力的“正常”国家,基于现有的规则和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冲突。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创新重商主义的现实变得日渐清晰,欧盟官员似乎正在掀开眼罩,抛开一些乌托邦式的全球主义信念。但当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全球一体化和开放经济一直是对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竞争力和我们欧洲经济有利的力量。未来这一点也不会改变”时,显然,欧盟仍然没有跟上现实的节奏。要求欧盟政策制定者在了解中国挑战的真正性质方面不落后美国五年是否过于苛刻? 而在第二点上,美国的理解也处于领先地位,但领先的幅度没有第一点那么大。虽然特朗普等共和党派人士和许多中间派民主党人士都明白在科技经济战争中不输给中国的重要性,但许多传统共和党派人士更担心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以及在美国国内维持“自由”和小政府,因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仍然令他们感到厌恶。而对于包括拜登政府在内的大多数民主党人来说,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性不及他们所认为的两项最重要的挑战:气候变化和种族平等,后者需要大量的收入再分配和对企业施加各种限制。事实上,在拜登总统在竞选时就明确表示,他拒绝接受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的观点。2019年,他曾表示:“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算了吧……我的意思是,中国并不是坏人,也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似乎仍然相信这一点,因为除半导体出口管制之外,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而仅仅从军事角度证明了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必要性。如果认为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竞争性挑战,那么就将打开数千亿美元的国内支出之门:建设公共交通、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保温住房、补贴昂贵的清洁能源、消除大学债务并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而承认中国威胁的真实性质将需要更多的技术经济“枪炮”并缩减国内政策“黄油”。 而不幸的是,欧盟的主流观点则更加不堪——几乎只关注清洁能源。在太阳能电池板的竞争中胜出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当谈到在先进行业获胜时,欧盟似乎认为获胜就意味着设计并制定最严格的技术法规,同时惩罚美国科技公司。 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似乎不会很快改变。欧盟和美国官员都告诉笔者,他们可以自己制作和分享绿色蛋糕(指清洁能源);而且借助引领清洁能源转型,就可以超越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是有太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但并未得到绿色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了,包括航空航天、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床和生物制药。在美国,自由主义右翼和“平等主义”左翼均未表现出退潮的迹象,其中前者希望增加军费开支,同时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与中国的竞争),而后者则希望利用监管和竞争政策摧毁大公司,同时确保税收和支出促进实现社会政策目标,而非提高竞争力。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发生了理想的情况,概念框架发生了变化,从而实现了真正的政策创新。在美国,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影响经济的联邦政府计划和法规都将围绕不输给中国这一目标进行重组并重振活力。可以肯定的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联邦机构的旧“DNA”根深蒂固。而且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将抵制真正的变革。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抱有希望。笔者将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变革如何发生。首先是美国的科学体系。目前的体系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当时学术科学界说服华盛顿,个人研究人员指导的专注于基础科学的科研至关重要。他们告诉政策制定者,对这一方式的任何改变都将产生可怕的后果,不仅对科研,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也同样如此。 但与许多其他美国体系一样,这一体系也不再适合有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世界。在旧模式中,研究领域由研究人员自行选择;而在新模式中,美国优先考虑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关键领域。在旧模式中,大部分科研资金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而在新世界中,需要美国联邦政府激励下的产业资金发挥关键作用。在旧世界中,科研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著作;而在新世界中,主要目标则是向美国国内私营部门转移知识。在旧世界中,科学被视为全球性的,因此与中国科学家和大学生的合作百利而无一害;而在新世界中,与中国的科学合作则被视为充满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挑战,但不愿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这意味着变革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渐进式推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22年颁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科学部分发起了一项资助10个关键领域研究的计划,但迫于政治压力和限制,这一计划交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而非更专注于商业开发的机构。最初的行业领域也扩大到了清洁水等国内社会挑战。在资金方面,最初的立法资助提案被削减了一半,而传统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项目的资金则增加了一倍。最后,随着国家科学基金会逐步落实计划,“与行业合作”的内容最多只会浮于表面。 如果国会真正认真对待中国的挑战,就会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更加大胆的行动。美国国会将设立一个国家先进工业和技术机构,致力于与工业界密切合作。将拨出更多的资金,并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大学与行业的研究合作,为受中国威胁的行业和技术提供支持。 我们也从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渐进主义。该机构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旨在为出口商提供融资。美国国会发现,中国正在通过其资金雄厚的出口金融和开发银行为其国内工业购买一条通往获取全球合同和影响力的道路。作为回应,美国国会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内制定了“中国与转型出口”计划,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将25%的贷款权限投资于在10项指定技术上与中国竞争的交易。当然,这一举措不无裨益。 但如果美国国会真正认真对待中国的挑战,就会选择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技术(水处理并非其中之一),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实施更多的贷款权限,并允许至少10%的亏损率(而非强制要求至少赚取2%的回报率)。还将改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核心使命,从创造就业机会转变为赢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全球先进产业之战,其中包括降低美国国内参与要求,让美国进出口银行能够资助更多包含较少美国劳动力但仍然对中国的扩张构成挑战的项目。 换言之,美国的努力是渐进的。如果中国确实被视为西方面临的生存威胁,美国不仅会在科学和出口融资领域推出新方法,而且经济政策的许多领域也将同样如此。美国将推出一项贸易政策,优先考虑先进产业的市场开放(而非平等支持包括农业和金融服务在内的所有产业),并修订和完善贸易保护工具,限制受到不公平支持的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将推出更加慷慨的研发税收抵免和新投资税收抵免;将建立一个包含两条轨道的监管体系,一条针对国内服务行业,另一条更灵活,针对在全球竞争的行业,尤其是与中国竞争的行业。美国国会将把小企业管理局转变为新型(高增长)企业管理局。美国将把劳动力发展体系转向更侧重于培养先进行业所需的技能,而非补贴英国文学学位。 欧盟也不例外。即便欧盟官员天真地相信其绿色战略能够奏效,也未做出基础广泛的承诺来击败中国,并且也不愿意投资。例如,德国新的对华战略指出:“我们将努力实施这一战略,而不增加德国联邦总体预算的额外成本。”笔者只能祝德国好运,因为如果德国不能大幅增加对其创新和先进工业公司的财政支持,德国必败无疑。 但即使欧盟和美国就中国挑战的真正性质达成广泛共识,仅靠国内努力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联合起来,而这必须从真正的跨大西洋合作入手。但不幸的是,欧盟认为其正在同时与美国和中国竞争,并且需要在战略上与两者保持独立。对中国来说,这声音就像音乐般美妙。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笔者曾担任美中创新专家组联合主席一职。笔者在北京与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共进午餐时,曾询问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人们对中国不公平经济和贸易政策日益强烈的抵制。这位官员表示,他并不担心个别国家,甚至不担心G20,真正让他担心的是G2:欧盟和美国的强大联盟。正是G2“联手”对中国的威胁让他彻夜难眠。 今天,他一定睡得很香,因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相当严重,欧盟拒绝将美国列为主要盟友,也未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如果只听许多欧盟官员的说法,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信息:美国是欧盟的主要技术对手。 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不与欧盟充分、无限制的合作,美国将无法充分阻止中国在全球技术上的主导地位。因为如果中国在欧洲获胜,中国公司将变得强大到美国公司无法与之竞争的地步。但只有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了上述两个关键现实,这种合作才会发生。 尽管欧盟中的一些人似乎正在认识到在贸易和全球化方面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总体而言,欧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德国不断抵制欧盟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努力,而欧盟官员仍然坚持认为可以通过世界世贸组织改革来阻止中国的重商主义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允许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从而限制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广泛操纵。 同样,当美国国会声明: 为了从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获得最大利益,美国必须找到解决长期关切的方案。确保互惠、实现公平竞争、解决双方关系中的不对称问题是当务之急。 但如今木已成舟,大势已去。唯一可能实现互惠、公平竞争环境和解决不对称问题的地方在大西洋彼岸;而中国不会逆转其重商主义政策。欧盟官员似乎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能够进行充分的会面和“建设性对话”,中国就会开始公平竞争。德国在其《对华战略》中也延续了这种错觉,其中指出:“与此同时,中国是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不对,中国不是,即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没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只有当中国官员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减少排放。 最终,欧盟仍需要自行决定到底站在哪一边。欧盟希望兼顾: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避免卷入“美国的贸易战”,大多数欧洲人错误地将美国视为欧盟的保护主义国家。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并没有发动“贸易战”(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发动了贸易战),也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战;而是代表所有盟国而战。欧盟是时候停止搭美国的便车了(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比较优势之一)。 与此同时,欧盟还需要大幅缓解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尽管笔者认为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大西洋东岸,但这里将不再讨论谁对贸易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过错。当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表示,欧洲主权“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在所有领域变得更加自主;我们对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时,他真是说到了中国的心坎里。当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顿谈到欧盟需要从美国获得数字主权时,他正中中国的下怀。一些欧盟官员似乎认为美国将切断对欧盟的出口,因此战略上需要从美国“降低风险”,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机构试图解决一些贸易问题,但这最多只是一场附带表演。在欧盟决定走哪条道路之前,像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这样的双边努力不会取得任何真正的成果。因此,欧盟有三个选择。 选择一是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同时希望与美国保持可接受的关系。但问题在于,正如德国智库MERICS所述,“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欧盟的负面影响可能高于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企业在中国的销售能力将不断恶化,而中国在欧洲的销售能力将不断增强;正如欧洲当前看到的电动汽车一样。为什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激增会让欧盟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这确实令人惊讶。 选择二是继续走战略去风险和数字主权的道路,将中国和美国视为同等风险。这条道路将把限制中国的技术经济侵略的共同努力变得难以实施,也将导致数百亿欧元被浪费在支撑欧盟能更好地依赖美国和其他盟国的产业上(反之亦然)。 第三个选择是与美国深度结盟(组建“G2”)对抗中国,而这是唯一有效途径。这将意味着美国和欧盟收回最近的保护主义行动,包括美国钢铁关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这方面完全错误)以及欧盟歧视美国企业的“数字主权”行动。然而,欧美双方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恢复并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这样将消除国家间贸易产品的所有关税,并消除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贸易和投资监管壁垒。除此之外,在科技、对外发展援助和针对中国的商业情报领域,欧美双方还要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最重要的是,欧美双方要建立一个专注于先进技术或投入的“需求联盟”,以免市场受到不公平生产的中国商品的影响。这种做法的基础是美国和欧盟的互惠互利:而中国一直将其市场作为治国工具不断进行操纵。支持这一议程的联合政策包括征收关税(对中国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产品倾销划定价格下限,以便基于市场的企业能够与其竞争)以及系统地对从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封闭的中国市场和过度补贴)中受益的企业实行长期进口限制。 尽管这是最佳做法,但其前景并不乐观。太多的欧盟活动人士愿意在氯化鸡肉和转基因作物等琐碎问题上大刀阔斧。欧盟领导人是否有勇气忽视这些以推翻市场资本主义为使命的激进声音?可能并没有,至少在中国量子计算机的威胁变得比美国鸡肉的威胁更加明显之前没有。 即使没有积极分子主动现身作妖,欧盟与美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也经常受到欧洲的影响。自从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万-施赖伯在其1968年出版的《美国的挑战》一书中写道“美国的挑战[像IBM这样获得市场份额并进入欧洲的美国公司]并不像许多欧洲历史上所经历的那样无情,但可能更加戏剧化,因为它包容了一切”以来,欧盟便一直对美国处于防御模式。在欧洲长达十年的实现“数字主权”并以此作为对“数字帝国主义”补救措施的运动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声称,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技术主权还为时未晚”。欧盟内部市场和服务专员蒂埃里·布雷顿表示,欧盟为此所做的努力,包括限制美国公司的准入,“并非保护主义概念,只是为了在欧盟目前依赖的重要领域拥有欧洲技术替代品”。欧盟想要获得主权,但奇怪的是,欧盟居然认为其民主盟友美国对主权的威胁比中国更大。欧盟愿意与美国脱钩,但不愿意与中国脱钩。 也许欧盟会找出一条两全之法。从某一层面来说,谁在乎美国农民能否把鸡卖到欧洲?家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但真正的问题是,欧美双方能否在半导体、药品、汽车、机床、数字等先进技术产业发展更加一体化的经济,共同支持彼此先进产业的发展,同时限制中国的市场准入和科技经济全面进步。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但留给欧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为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文章转自“SCCWTO快讯”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