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大幅放宽武器出口规则，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3月26日，日本政府再度修改相关规则，放宽对外联合开发武器限制，允许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下一代主力战机，这也是二战以来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实施大型军工合作。短短三个多月，日本政府两度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驱动国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在军力建设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姿态日趋激进，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负面因素，同时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两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4年由安倍政府出台，它对1967年基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制订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根本修改，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出口武器，并以“防卫装备”概念替代“武器”，以“转移”概念替代“出口”，试图降低该举措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敏感性。2023年12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外国授权日本生产的武器，以及日本自主研产的武器，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将外国授权其生产组装的武器出口到该国；事先征得日方同意情况下，上述武器还可经授权国出口到其他处于非战争状态的第三国；日本所生产的杀伤性武器，在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五种“非战斗目的”且用于正当防卫时被允许出口；构成杀伤性武器、但“单独无法发挥武器机能”的“非杀伤性零部件”，如战机发动机及机翼等亦被允许出口。2024年3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国际共同开发装备”出口第三国事项，日英意联合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被允许出口到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目前日本已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瑞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及阿联酋等15国签署了该协议。

日本近期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质上为日本在武器出口及相关技术合作方面“突破禁区”大幅扫清了障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积极投向美西方阵营，不仅主动向乌克兰提供所谓“非杀伤性武器”，还借此推动修改相关政策法制，谋求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政府强调，在授权国要求向第三国提供授权武器，以及下一代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时，需在执政党内部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审议通过后实施，这意味着并不需取得国会认可。而且，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过程本身就严重缺乏透明性，不仅在野党提出质疑，构成执政联盟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亦有立场差异，最终经过内部协调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口号下勉强弥合。未来，日本武器出口相关项目的实施过程大概率会充满独断专行及暗箱操作色彩。

在政府方针的推动下，日本武器出口及军事对外技术合作进程显著加速。2023年12月相关规则修订后，日本立即决定向美国提供美方授权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3”导弹，并且声称近期日本政府不断接到其他国家咨询，希望从日本进口“爱国者3”导弹。2023年12月14日，日英意三国正式签署“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GCAP）即下一代战机研制项目，这也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武器开发协议。日本防相木原稔近期称，该战机开发已进入设计阶段。在日本政府推动下，2023年10月，日本三菱电机向菲律宾交付首座警戒雷达，这也是日本首次出口国产成套武器。同月三菱电机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签订武器开发协议，将激光技术配备到澳军的战机及车辆上。这是日本企业首次与外国政府直接签署军工协议。该公司还计划参与制造美海军舰船搭载的雷达关键零部件。2024年4月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将与日本就美英澳三边安全框架（AUKUS）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技术项目，如高超音速武器、反潜作战及军事利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合作，日本将在提供项目资金及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图谋振兴军工产业与对外出口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再度映射出当前岸田政府驱动安全战略转型、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的企图。2022年底出台的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强调武器装备及技术“就是防卫力本身”，明确提出强化防卫装备技术、防卫技术基础，并扩大推动武器装备出口，以支持打造“跨域综合防卫力量”，乃至具有先制性的“反击能力”。2024年3月底，日本政府敲定2024年度国防预算为7.9496万亿日元，连续12年增长并再创历史新高，用于先进武器采购、技术研发及扶持军工产业的开支也同步增加。2023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防卫技术指针2023》，将无人机、网络防御、新能源、网络、虚拟现实技术能力等12项作为“坚决守护日本的重要技术领域”，并提出参考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设立新的研究机构，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开发。同月，日本国会通过《生产基础强化法》，确定由政府负担用于提升生产效率及强化供应链的经费，包括必要时直接出资收购生产线以维持关键武器生产，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在财政支持下，防卫省增加了给企业的订单并上调产品订购价格，力争使其利润率从目前的8%达到最高15%，并建立更有效机制评估产品质量及缩短交货期。日本防卫省官员称，期望通过官民合作共建“强有力而且可持续发展的防卫产业”，同时促进技术革新、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力量的切实增强。路透社称，日本的军事生产及出口政策正经历冷战结束后最显著的转变，“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目前，在岸田政府积极策动下，日本军工产业的衰退趋势有所扭转，其技术基础与发展潜能再度被激活。《日本经济新闻》称，在政府支持下，日本企业纷纷重返或加强军工相关业务，三菱重工宣称将积极投资导弹及战机组件制造，并预计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实现销售额翻番。川崎重工、石川播磨岛重工亦上调销售额目标，并增雇员工以扩大生产规模。日本政府还推动企业参与在国内外举办的武器装备展，协助联络有合作需求的外国政府及企业，以推动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融入全球军工供应链。2023年和2024年，日本防卫省两次举办“防卫产业参与促进展览会”，参会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无人机、网络通信、电磁波、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引发关注。2023年5月，在日本政府组织下，日本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防务展。2023年11月，日本企业首次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印太”地区防务展览会。《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吸引了全球军工巨头，它们纷纷把亚洲业务的重心转至日本。比如美英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BAE公司均已将亚洲总部分别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搬迁至日本。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军工企业已在或计划在日本设立分公司。有俄罗斯专家称，日本以高质量的军工体系为后盾，并有发达经济及技术作为支撑，“除核武器外，就军事潜力而言，日本已大幅超越英法等欧洲国家”。

突破禁区行动引发争议

在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外向化的趋势下，日本竭力打破军事出口限制，强势振兴军工产业，力图迅速提升军事能力，拉动对外防务合作，增强与美国为首的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战略紧密度，同时也持续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修订进程，为安全战略进一步“突破禁区”创造条件。基于对华警戒心态与竞争定位，日本不仅依托大型化、远程化作战平台开发海空监视体系、加强反导反潜能力建设，以及太空等高新边疆军事利用，力图对标并抗衡中方军力，增强对华博弈的“实力后盾”，还通过出口武器给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方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扶持其军事能力增长，促使其联合遏华。此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政府明确称，允许对“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以及“遭受武力威胁”的国家出口自卫队认定的相关武器装备。有观点指出，这一规定不仅针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还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台海有事”。日本上述政策的涉华针对性，显然无益于中日缓解矛盾、修复互信，同时其强势扩张军备的做法也将催生军备竞赛、激化安全矛盾，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日本突破武器装备及技术出口限制，将导致日本进一步偏离和平发展路线。尽管执政集团一再以“捍卫国家安全”“应对严峻外部挑战”为由强调上述政策的合理性，但如此强化军工体制能力、公然对外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在日本国内也引发较大争议。日本一些政治家表示，日本民众不能接受日本制造的武器在国外用于战争，输出武器只能加剧冲突，“所谓日本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的说法将沦为笑谈”。《朝日新闻》等媒体社论称，强化防卫能力不应与日本战后以来所主张的和平主义相矛盾。日本还需要反思，军工产业为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内幕交易与钱权腐败的温床。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做法再次证明，政府可以肆意利用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未经国会审议与国民监督的“密室协商”，这显然与所谓的自由民主相距甚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