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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伟:巴以冲突为何引发巴西与以色列的外交危机
发表时间:2024-03-22 18:22 来源:国际网
巴西并不是影响大局的关键国家,而且卢拉的讲话极有可能加剧巴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对立。那么,卢拉在此时发表这番讲话,有什么“弦外之音”?第一,展现“巴西回来”的外交姿态。第二,呼应“全球南方”的安全观。第三,推动大国之间的协商应对。第四,借机呼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最近,巴西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月18日,巴西总统卢拉受邀参加非盟峰会期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抨击了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的暴力军事行动,将其定性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并称“加沙地区和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的一切是史无前例的,仅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时才有过”。这番话被舆论解读为卢拉认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等同希特勒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而引发了双方的一场外交危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一时间抨击卢拉“踩了红线”。2月19日,以色列外交部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召见巴西驻以大使梅耶尔,要求卢拉收回言论,否则将被以色列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当天,巴西外长也召见以色列驻巴大使,称以色列政府对卢拉所言的反应“令人震惊且不可接受”,是“以色列外交史上耻辱的一页”。

本次巴西与以色列外交危机爆发的时间非常特殊。卢拉是在埃塞俄比亚出席非盟峰会上抛出话题的,与此同时,巴西正准备牵头召开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卢拉不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份以及时间点的特殊性。那么卢拉为何要在这一敏感时刻抛出此番言论呢?

巴西在巴以冲突上的基本立场

针对巴以冲突,巴西有着较为一贯的立场。1947年2月,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当年4~5月,巴西驻联合国大使阿拉尼亚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主席;9~12月,阿拉尼亚被任命为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阿拉尼亚担任联合国主席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也称“两国方案”),阿拉尼亚因此被提名当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第181(II)号决议也成为巴西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975年,联合国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巴西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履行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

2005年5月,在卢拉担任巴西总统的首个任期,巴西牵头召开首届南美—阿拉伯国家峰会,会议通过的《巴西利亚宣言》强调“按照国际法准则抵抗外国占领的权利”,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中东地区公平、持久和全面和平。2009年11月,卢拉政府先后接待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来访,体现出巴西强化自身在中东地区存在以及协调中东地区争端的政治意愿。2010年3月,卢拉先后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成为巴西自1889年建立共和国以来首位访问以色列的总统,再次表达了调和巴以冲突的意愿。

而巴西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执政期间(2018~2022年),巴西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发生颠覆性改变,“亲以”政策成为当时巴西外交的核心内容。2023年,卢拉重新执政后,巴西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重回传统立场。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卢拉政府在第一时间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公开谴责。但在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后,卢拉同样对以色列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哈马斯的行为不构成对巴勒斯坦人民集体惩罚的正当理由”,也表示“从未见过针对无辜者的如此残酷、不人道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巴西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总体上具有延续性。卢拉本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完全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与此同时,他主张巴西与巴以双方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并有意在调停巴以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不存在歧视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倾向。

卢拉的“弦外之音”

但如果以通常的行为逻辑审视,卢拉在巴以冲突较为激烈的时候发表此番言论,又似乎有点难以解释。其一,巴西并不是影响大局的关键国家;其二,这极有可能加剧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对立。那么,卢拉在此时发表这番讲话,有什么“弦外之音”?

第一,展现“巴西回来”的外交姿态。2003~2016年劳工党执政期间,巴西外交展现出“自信且积极”的面貌,国际参与度在地区、跨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均取得显著突破,巴西一度成为最活跃的新兴大国之一。博索纳罗上台执政的四年,巴西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被边缘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处于被孤立的局面。2023年卢拉重新执政后,迅速激活了与传统合作伙伴的互动关系,在全球重大事务中敢于表态发声。巴以冲突是当前最引人关注的全球性安全事件,为卢拉提供了呈现“巴西回来”的重要机遇。

第二,呼应“全球南方”的安全观。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这两大安全危机上,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呈现出明显的立场分野。究其根本,主要在于两种不同的安全观。随着国际权力体系的变化,南方国家越来越敢于对北方国家利己狭隘的安全观说“不”。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向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政府提出起诉,玻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智利、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国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这些都体现出相当多南方国家在巴以冲突上与北方国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代言南方国家是过去近40年巴西外交的重要思路,卢拉利用非盟峰会的平台更广泛地传递出巴西的立场,与“全球南方”形成了积极呼应。

第三,推动大国之间的协商应对。巴西是2024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卢拉通过抛出此番言论,有意激起全球大讨论,尤其推动二十国集团协调应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重大全球性安全事件。事实上,在2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巴以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在此次外长会议上,各方就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第四,借机呼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卢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除了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还谈到了当前全球治理失效问题,尤其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在面对一系列重大危机时缺乏必要作为。卢拉上述所言,实则是呼吁应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卢拉试图借助巴西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以及国际热点事件,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营造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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