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访非60周年。周恩来总理访非回国后，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提出对非合作10项任务，对当前的中非合作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可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10项任务分为促进亚非团结、全方位支持非洲、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原则及加强中非人文交流等四个方面，结合当前和60年前的形势对比，识别中非合作使命的变与不变。

促进亚非团结

促进亚非团结是周恩来总理访非的首要战略关切，体现在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任务中。第一项任务要求充分估计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要求亚非团结的积极性；第十项任务是做好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换句话说，一是要充分认识亚非团结诉求，二是积极搭建亚非团结合作平台。

60年过去了，促进亚非团结仍是中非合作的首要使命：亚非团结根本上源于亚非特别是中国和非洲的国际地位仍相对较低，这也是亚非国家始终求自强、求发展的根本动因，当然也是亚非团结的根本追求。但当前亚非团结的具体环境仍有着重大变化：一是尽管仍有少数国家面临挑战，亚非国家政治主权独立整体实现，政治主权在亚非团结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亚非国家并未实现质的飞跃或国际经济地位的跃升，经济主权独立成为亚非团结的首要关切。三是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水平有所提高，大量团结合作平台与机制涌现，尤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多个“非洲+1”合作机制等为典型。四是亚非国家的发展道路多样化和发展差距扩大化态势明显，凸显了亚非国家的内部多样性增加。

上述变与不变意味着，中非合作促进亚非团结的使命并未变化，但需对其策略作重大调整：首先，亚非团结的基本原则仍是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发展多样性和自主性；但在国际体系道德观念变化特别是非盟集体反对政变、反对战争罪及种族清洗等的背景下，必须在不干涉内政与道德不漠视之间实现平衡。其次，亚非团结的根本追求仍是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但在亚非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而又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需要调整既有的“穷帮穷”手段和思维，通过合作实现互利互赢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已成为时代必需。最后，中非合作仍需要坚定不移地为亚非团结搭建平台；但在当前各类合作机制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各类机制的协同增效，而非诱发“机制重叠”“机制拥堵”乃至“机制竞争”，需要亚非双方的共同努力。

全方位支持非洲

无论是60年前还是当今，亚非各国发展差距都是客观现实。因此，周恩来总理在访非时提出要全方位支持非洲，具体涵盖：力所能及地支持非洲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第二项任务），以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为指导帮助非洲发展（第四项），帮助亚非国家马列主义革命队伍成长（第六项）。这事实上涵盖了对非支持的安全援助、发展援助和人力资源援助等领域，旨在助推非洲实现全方位独立。

尽管时间过去60年，非洲在安全、发展和人才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一是安全挑战复杂，多个非洲国家陷入内部冲突、恐怖活动、强盗土匪等暴力冲击，部分安全挑战甚至影响多个国家乃至次地区，需要持续的安全援助。二是非洲经济仍较为落后且相对脆弱，可持续发展基础不够牢固，需要持续的发展援助。三是人才短缺仍是制约非洲发展的重要瓶颈，人力资源短缺和人才外流事实上加剧了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需要持续的人力资源援助。

中国全方位支持非洲的能力和环境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中国自身国力取得大幅增长，支持非洲的能力和意愿都明显提升。二是非洲的战略自主性和民族自尊心也明显上升，要求域外伙伴提供帮助时也关照非洲的心理舒适度。三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美欧“致使非洲欠发展”的手法更加隐蔽。四是美欧对国际话语权的操控手法更加成熟和阴险，往往将自身“历史赎罪”行为美化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将中国及其他新兴发展伙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行为歪曲为“地缘政治野心”。

全方位支持非洲“初心”仍将是中非合作的关键使命，“真实亲诚”四字方针是这一“初心”的当代表述。但全方位支持非洲的具体策略、话语塑造等均需作重大优化：一是应以“全球安全倡议”统领对非安全援助，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二是应以“全球发展倡议”统领对非发展支持，统筹发展援助、人力资源援助及其他支持，助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应以“全球文明倡议”统领全方位支持非洲的话语权建设，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讲述中非合作“好故事”。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原则

周恩来总理访非为中非合作奠定了长期的人文基础，关键在于他所提出的，中非合作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原则。周恩来总理在第五和第九项任务中强调，“要发扬以大视小平等待人的精神，充分尊重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坚决反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和各方面的表现”，要“发扬互相学习精神”，这事实上中非合作迄今为止长期成功的秘诀。

尽管抽象的原则亘古不变，但对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的理解可能因时而异，这要求中非双方都必须及时更新对对方的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概念的理解。首先，中非合作的情感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老一辈领导人拥有相似的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当前的中非政治精英的教育经历差异明显。其次，60年前中非发展水平决定了中非合作主要以政治交往为主，当前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的密切，也意味着误解甚至摩擦的同步增长。最后，美欧拥有对中国和非洲的长期优势，中、非对美欧的虚心学习存在侧重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中非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不够充分。

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仍须是中非合作的底线，但中非需要加强交流，避免交往中触及对方敏感点而不自知，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平等尊重原则，比较优势是相互学习的前提，而不是相互攀比的基础。二是中非均应致力于自身民族自信的培育和相互经验交流，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应是中非合作的目标。三是共同塑造高质量发展共识而非放大发展差异，打造中非发展共同体。

强化中非人文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中非合作的重要保障，也是中非人文交流的核心内涵。周恩来总理强调，中非合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第三项任务），涉外系统要派人到非洲去“站稳脚跟长期共处”（第七项），要加强亚非国家的调查研究工作（第八项）。

中非合作的基础在人，前提是相互交往，保障是相互理解。但与60年前相比，中非人文交流的环境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对象多元化，传统的中非合作更多聚焦政府官员、知识精英，但今天普通大众同样不可忽视，而普通大众内部的群体分类如青年、妇女、残疾人等正变得日益重要。二是目的复杂化，周恩来总理访非时的中非接触相对较少、目的相对单一，中非相互依赖的深化一方面意味着人文交流可在多领域、跨领域同步开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特定领域的人文交流可能产生跨领域和多领域的同步影响，也可能被美欧作随意解读甚至歪曲。三是手段立体化，对外交往手段的多样化发展，意味着人文交流的立体化发展，也为其组织与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人文交流仍是中非合作的关键使命，但创新已不可避免。在围绕对象多元化、目的复杂化和手段立体化作针对性创新之外，为避免被当地误解，被美欧抹黑，还需强调三个群体的重要性，即大众群体、弱势群体和无关群体。面向大众群体，有助于缓解中非合作的官方色彩，使其更接地气；面向弱势群体，有助于强化中非合作的道德色彩，使其更为和气；面向非洲和中国以外的无关群体，有助于降低中非合作被抹黑风险，使其更有人气。

（作者为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非洲研究小组”）